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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业国:小皮匠

时间:2019-08-11 17:17:00字数:14316【  】来源:原创 作者:念1031 点击:0

  “文革”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基本告一段落,1969年下半年,工厂开始恢复生产,合肥1970年开始招收新工人,我就是那次招工进合肥制革厂的。

  合肥制革厂除了制革车间外还有工业皮件和制鞋两个车间,行里的说法厂里的师傅统称皮匠,制革的是大皮匠,皮件和做鞋的是小皮匠。

  当时制革厂的生产工艺很原始且落后,猪、牛、羊皮脱毛采用的是灰碱法,其过程和流下来的废水又脏又臭,含有大量的石灰碱,对农田庄稼伤害很大。一个农村招来的新工人说还不如在家挑粪桶担子,厂里常年有个副厂长夹个包,到附近农村和人家商讨赔款的事。

  制鞋车间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,是上海内迁的“冠申”皮鞋作坊和合肥的 “新美”、“恒兴祥”、“勤生”等三家制鞋小作坊合伙成立的。1958年划归制革厂成为该的一个车间。1980年5月,合肥市皮革工业公司成立后,将该厂的皮件车间,制鞋车间分出,单独设厂,我在制鞋车间就分到了皮鞋厂。

  皮鞋的生产过程主要有三大工序,一是划料,是将一张皮按鞋样剪裁成一块块皮鞋帮的部件,相当于做衣服的剪裁;二是制帮,是将剪裁过的帮面部件用缝纫机按要求缝在一起成为鞋帮;三是配底,将鞋帮固定在特制的鞋楦上,再缝上底钉上跟,然后出楦、整理,一双皮鞋就成功。划料、制帮活轻一些,多是女工,配底活重一些,技术含量多一些,大部分是男人。我被分在配底车间,从此开始了我的“小皮匠”生涯。

  麻线一拉,四脚拿叉

  配底有多道工序,按顺序主要有一“钉托底”,是将内底(托底)用钉临时固定在鞋楦上;二“钳帮”(又叫绷楦),是将鞋帮用钉临时固定在鞋楦上;三“起沿条”(又叫缝沿条),是在鞋楦的底部沿边缘缝上一条两公分宽的围条,用于和鞋底缝合,同时在此过程中将钉托底、钳帮时钉拔掉;四“缝底”,将成品橡胶底或牛皮底缝在沿条上,再钉上后跟、打蜡、出楦,整理后一双全手工、全真皮皮鞋就做好了。做皮鞋的工具很简单,一把钳帮钳,一把葡萄钳(拔钉用),几把皮匠刀(分条刀、三角刀两种),一把锥子,一把榔头,两根猪毛(缝底用),一个水钵(泡刀砖用),加上一块磨刀砖就基本齐了。

  做鞋的过程全是坐着的,师傅们自嘲:

  皮匠皮匠,一脸怂像。

  锥子一锥,头缩像乌龟。

  麻线一拉,四脚拿叉,

  两根猪毛含在嘴丫。

  (这里涉及到一些专业工具和名词,普及一下。皮匠用的锥子不同于民间大嫂们用的锥子,皮匠的锥子是弯的,这样在缝合时鞋的部件不会变形。锥子锥好后投线就不能用针牵引,要用猪毛。这里的猪毛是特制的,用几根猪鬃用一种特制的胶水固定在一起,一头做成宝剑头状,一头散着捻在麻线上顺着锥子锥过后留下的缝隙穿过去就容易了。麻线很长,拉麻线的时候两个胳膊要尽可能伸展开。穿过麻线后将猪毛含在嘴里,以备下次再用。所以有了“麻线一拉,四脚拿叉,两根猪毛含在嘴丫。”一说。)

  说来也神奇一双那么考究的皮鞋就靠这几样工具这手法就行了。这是传统做法,现在很多道工序都被机器替代了,那种传统做法的皮鞋和会传统做法的皮匠很少见了。

  我被分配学配底最关键的工序“钳帮”,就是将鞋帮固定在鞋楦上,一双皮鞋周正不周正,两只鞋是不是基本一样,全在这道工序。我的师傅是一位老皮匠,他的手艺很高,干活认真讲究,待人真诚热情。(实际上做皮鞋配底工序我全学过,当然跟的师傅也多,跟现在的师傅时间最长。出师后也一直跟着师傅做这道工序。)第一天师傅叫我先在旁边看两天,在此期间他对我说不要小看我们这一行,其实学问大得很,手艺手艺,手不易掉三层皮,手艺是学不到手的。其中奥妙无穷,学会容易做精难。

  他还说鞋的产生与自然环境、人类的智慧密不可分。远古时代,土地的高低不平,气候的严寒酷暑,人类本能地要保护自己的双脚,于是就出现了鞋。那时的鞋只是简单包扎脚的兽皮,树叶。(在我国鞋的历史悠久,鞋的形象最早见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彩陶,现存最早的鞋是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双用皮缝制的鞋)。

  他还说你们现在当学徒真叫幸福,想想我们那时当学徒真伤心。先要拜师,三年期满,谢师效力三年。学徒期间,收入归师,吃穿由师供给。期间遇有天灾人祸,车轧马踏,投河觅井,悬梁自尽,各听天命,与师无涉。选一个吉时良辰行拜师礼,喝个拜师酒,从这天起六年内你就是“女婿给丈母娘家推磨——白累”了,等于卖给师傅了。

  师傅说他学徒的头一年,就是在师傅家做“保姆”,每天就是扫地、铺床、倒尿钵子,烧饭、洗碗、带孩子。做皮鞋的房间都未进过。第二年才跟在师傅边上给师傅倒倒茶,换换水钵里的水,砸砸钉子(用过的钉子砸直了再用),虽然不能亲手做,但能看到师傅怎么做。直到第三年师傅才开始一道一道地教。我知道师傅的话是讲给我听的,我虽未给他倒过尿阕樱撬ё永锏乃恢笔俏一唬钡匠鍪Α

  糊病假会女友

  我们在学员期间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,第一年是17元,第二年是19元,第三年是21元。学员期满三年转正拿一级工工资26.5元。转正后满一年定为二级工,工资29.5元。学员期间没有工资,病假、事假都不扣钱,每年春、秋两季还有服装费,好像每季是二十几块钱。

  我当学员时还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时代,每天下班前有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,学习内容主要就是“毛选”、“毛主席语录”,还有就是“两报一刊”社论。围绕当时政治工作中心选一些文章读一读,然后结合自身情况谈谈体会。由于我们厂大部分师傅都是解放前的没什么文化,读报的事当然就落在我这个“老三届”头上了。我每天操着合肥普通话读给大家听,讨论一般都是头头照本宣科的讲几句,其他人一言不发等着下班回家做饭。

  那时的政治工作中心经常变换,今天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明天“批林批孔批宋江”。为了配合政治宣传工作需要,有个宣传形式叫大批判小分队,就是将一些文章改编成一份口头宣传材料,然后找几个人你一段我一段的大声背诵并配以简单的形体动作。这些大批判材料都由各单位自己编写,然后找几个人背熟后,到基层去演给群众看。我是既编材料又要参加表演,常常一搞就是一二十天不干活。

  我还是厂篮球队的主力,那时职工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没什么,厂里有个篮球队隔三差五跟周边的兄弟厂来个友谊赛,球场边总是围满了人。

  那时政治气氛很浓,有个师傅文化不高记性很好,毛主席语录他能从头背到尾,毛主席语录歌也能唱不少。还有一个老师傅嘴里的牙齿也掉了不少,他会唱京剧。当时的八个样板戏,他个个都能唱两段。每天上班时他都哑着嗓子,张着不关风的嘴唱得有劲得味。最拿手的是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”和《沙家浜中》“十八个战士是十八颗青松”。那年年终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,主要业迹是政治觉悟高,爱唱革命样板戏。

  我做学员那几年是在打篮球、参加大批判小分队、出政治宣传栏中过日子,真正到车间上班时屁股就坐不住了,总想着那不上班时的自由自在。那段时间我正在谈恋爱,总想着去和女朋友约会,于是我就到厂医务室去糊病假。那时每个厂都有一个医务室,职工有个小毛病就到那儿看,病稍重还可以搞两天病假休息休息。我们厂医务室两个医生都是篮球迷,我们出去打球他们轮流跟着作为随队医生,久而久之我们就熟了。我到医务室去不是头疼就是肚子疼,总能搞个天把两天病假,反正学员病假不扣工资,病假条往车间一交就去会女朋友。次数多了引起了丈母娘的疑惑,她跟她丫头说:“这伢子年纪轻轻怎么老是生病?”她丫头心中有数笑而不语……

  边干活边听书

  民间有句老话说“算命的瞎子多,小皮匠瘸子多,铲刀磨剪子的驼子多。”这话我进厂当了皮匠后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。旧社会穷人家有了残疾人,为了他们将来能够自食其力,总要送他们去学一门手艺,瞎子只好去学算命,“瞎扯瞎扯”就是这么来的。铲刀磨剪子要扛一条板凳走街串巷,驼子扛着板凳就看不出来是驼子了,瘸子学手艺首选是皮匠,因为皮匠干活都是坐着的,对腿的要求不是很高。

  我进厂时,那批上海老工人中就有好几个腿不好的。我们车间是六七间房子串通在一起,中间有一排十几米长五六十公分宽四五十公分高的长桌子,离桌面高三四十公分装了一排日光灯。工人们两边对坐,每人两个抽屉,一个放工具一个放钉子。上班时一边干活一边聒蛋,我师傅小时念过私塾很能讲,《封神榜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三侠五义》他能从头讲到尾,和街上说大鼓书的有一拼。我所知道的那些匪夷所思的“非蛋”(民间流传的杜撰的小段子,多少带一点荤)、还有戏说、野史之类的,大部分是从他那儿听来的。

  一天师傅问我文字是谁发明的,我说是仓颉吧。师傅说那是中国字,我是问Y国字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师傅笑着说那我来告诉你:在中国已有文字好多年后Y国还没有文字,他们就派一个大臣来中国请我们国家派人去教他们,我们就派孔夫子去。孔夫子和那个大臣骑着毛驴一起来到Y国,Y国人很重视派很多皇家卫兵扛着洋枪列队欢迎,孔夫子到时卫兵们一起朝天放枪表示欢迎。那毛驴没见过这阵势尿都吓出来了嗷嗷叫着调头就跑。Y国人好失望,千里迢迢请人来教字,弄巧成拙把老师给吓跑了。这时就见有个大臣拿着放大镜在毛驴跑回去的路上仔细地瞅着,半天他指着毛驴跑时留下的尿迹说,你们看这不是老师留下的字吗。有大臣问:字是有了,那怎么读呢?拿放大镜的大臣一指嗷嗷叫的毛驴说:注意,听它的。我们一起大笑……

  我和我师傅做对面,坐在他隔壁的一位师傅是合肥人,家境比较好,抽烟都比别人高一个档次,特别爱听我师傅聒蛋。每天上班后他就会掏出“东海”香烟,递一根给我师傅说接着昨天聒。我师傅接过香烟悠悠的抽着,过足了瘾后继续着昨天聒的《岳飞传》。那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,《封神榜》《三侠五义》他不敢讲,只敢偷偷摸摸的讲《岳飞传》,因为岳飞总的来讲还是爱国的。每每讲到关键处我师傅就把生活一放说我去上个茅寺,说完站起来就走。隔壁那位师傅看着我师傅的背影摇摇头说哄妈B上茅寺,不就想抽烟吗,我们都会心的笑笑。跟着都去上茅寺,回来后他连忙递上香烟,我师傅接过香烟说你不能光给我一个人拔,给根把给他们搞搞(指我们学徒),那位师傅不敢得罪他,只好偶尔也发根把给我们,就这样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  给名人做皮鞋

  我曾把我们厂恢复名牌产品生产的经过写了一篇通讯寄到了报社,发表在1980年11月8日的《合肥晚报》第四版上,当时的《合肥晚报》只有四个版,我的那篇通讯就占了一个版。那以后很多认识我的人都来找我买皮鞋,我喜欢写一些“豆腐干”,认得不少新闻界的朋友,有电台、电视台的,省、市各个报社的,隔三岔五就有记者同志来找我帮忙买皮鞋,多数是自己买,也有是别人找他他再来找我,为的是买个出厂价便宜一点。

  1985年元旦前的一天上午,公司经理来电话说,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炳淑来公司定制演出皮鞋,要我去划脚样。李炳淑时任上海京剧二团团长,她4岁入安徽宿县京剧团学戏,后调安徽蚌埠京剧团。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深造2年,曾得梅派传人言慧珠、杨畹龙传授,后拜魏莲芳为师,又向张君秋学艺。1970年后,成为上海京剧团二团主要演员。文革期间在样板戏《龙江颂》中饰演女主角江水英,曾受到毛主席接见,在那次接见时毛主席说:“这个戏(指《龙江颂》)不错,我看了五次电视,现在八亿人民,去掉二亿半,五亿半农民有戏看了,代我向他们致谢,感谢你们为贫下中农创造了一个好戏。”

  我给很多人划过脚样,给像她这样的著名的艺术家划脚步样还是第一次。我半信半疑拿着订单、皮尺赶到公司,一进门李炳淑就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手来,我这才相信是真的。我在帮她划脚样的过程中,她不时地和我说着话。从她的话中,得知她是应邀回“娘家”来参加省电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,和省黄梅戏剧团王少舫一起主持这台春节联欢晚会。据陪同李炳淑的省电台文艺部朱英明透露,李炳淑将为故乡观众演唱京剧传统剧目《白蛇传》的“断桥”中白娘子的一个唱段。

  我们一起吃中饭时她高兴的对我们说:“每次回娘家,都倍感亲切,因为是家乡的水把我养大的呀。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家乡。听电台的同志们说我们合肥皮鞋厂的‘金狮’牌皮鞋名气很大,我是慕名而来。为了表达思乡之情,从今后,我将穿着家乡生产的服装、皮鞋登台演出。”

  我们厂的皮鞋早就名声在外,“文革”前常有省、市领导到我们厂来订做皮鞋,朱德委员长1958年来合肥,我们厂长就到稻香楼给他划过脚样,回来后皮鞋做好了交给省委书记曾希圣带去北京的。

  据说那年有个省委书记在我们厂订做了一双鞋,一个副厂长把做好的鞋送到他家,保姆给他泡了一杯茶。副厂长只顾在帮书记试穿皮鞋,试好后副厂长未敢多留起身就走,哪知书记一看泡的茶他一口未喝,马上大喝一声回来!副厂长连忙跑回来不知犯了什么错,书记说:我泡的茶你为什么不喝?浪费。副厂长连忙端起茶杯一口气连茶带茶叶全部喝到肚里,放下杯子转身就跑了。

  1980年以荒木良人为首的日本久留米市访问团来我市访问,团里有个叫道富吉男的脚出奇的肥大,在日本买不到合适的皮鞋,只好穿着一双木履来合肥。市里领导找到我们厂,厂里的师傅按照他的脚样特地砍了一双楦头,给他特制了一双三接头皮鞋。当年10月市委副书记王荣华率团去日本久留米市访问,顺便把这双鞋带到日本给了道富吉男,这个小日本高兴的头点的就像小鸡叨米,一个劲的“哈依,哈依!”

  刘姥姥进大观园

  早期,我国的工资制度是抄袭前苏联模式实行工商企业八级工资制,什么时候加工资由国务院决定。听老师傅们说,他们上一次加工资还是在文革前,直到 1977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年年初传来一个好消息,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,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从1977年10月1日起调整职工工资。大家都为之振奋。

  厂里的老师傅们一个人每月都加十几块钱,几个中层干部一合计,决定每人拿出一个月增加部分的工资“打平和”(凑钱一起喝酒)。那时我已在生产科当统计员,凑起来的钱放在我跟前。稻香楼有个大厨姓孟经常带人来我们厂买皮鞋,和我们厂长关系不错,大家决定就到稻香楼去吃一顿。厂长打电话给他,他一口答应说:加工资了大家都高兴,就到我这儿来,我按国宴的标准搞给你们吃。

  稻香楼宾馆是安徽省的国宾馆,始建于1956年,先后接待过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,还接待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、政界要人、重要外宾及全国性的重要会议。说实话平常偶尔在小饭店炒几个菜喝点小酒大家都有过,但是到国宾馆吃国宴对我们来说还真是“肩膀头擦鼻涕——头一回”。

  一个周末,我们一行八人乘车来到稻香楼,一个女服务员在大门口等我们,在她的引领下我们穿过隐在奇花异草中的石阶来到宴会厅。门口站着两位穿着一样的衣服围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,她们笑盈盈的齐声对我们说欢迎光临,我们进去一个她们弯腰行个礼,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。

  宴会厅空间很大,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迎客松铁画,一面墙摆着一个玻璃厨,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酒,白的有茅台、汾酒、古井等;红酒我不认得什么牌子,上面都是洋文;还有青岛啤酒,啤酒什么味我们不知道,都没喝过。中间是一张大圆桌,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,圆桌中间有一个玻璃小圆桌,大概只能放四盘菜,还能转,上面放着一双筷子一个勺子。(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公勺、公筷)每人面前摆着一大一小两个碟、一只小碗,一勺、一筷、一只玻璃杯、一小酒杯、一高脚杯,另外每人还有一块白色的方巾。这阵势我们还真没见过。搞得我们坐在那儿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。

  开席前我想去方便一下,厕所在外面,我看到明明门上有个“男”字,可门口却站着一个女服务员,硬着头皮走进去,里面香雾缭绕,要不是看到小便池还真以为跑错了地方,真的,里面比我们办公室还干净。在这样的地方想想外面还有一个女服务员,好半天都撒不出尿来。

  终于开席了,我请示了厂长后从酒柜里拿了一瓶古井贡,服务员接过去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。一开始上的是四个凉菜,菜很精致,白的雪白,绿的碧绿,红的血红,黄的像刚出壳的仔鹅。特别是那道绿的,像筷子一样粗细,长短一样,也就一二十根,捡一根尝尝脆脆的咸咸的,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回到厂里我们有个副厂长弄一些芹菜梗子烫烫,浇上一点麻酱油,吃起来也还可以但就没那种味道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苔菜,是涡阳的特产,专供高级宾馆做菜用。

  说话间又来了四个菜,这次是炒菜,我在想这菜怎么放得下呢?就见服务员将台子上未吃完的凉菜端走了,放上了那四个炒菜。炒菜同样很精致,色香味俱全,只是分量不是很多,每人只摊到一两筷子。大家只好一起装秀,喝一杯酒吃很少的菜生怕跌像。一会儿又上菜了,和刚才一样,先把我们没舍得吃的菜端走然后再上菜。这下我们明白了,这国宴上菜是一道一道上,一道是四样口味不一样做工一样的菜,上一道撤一道。书记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,他用脚踢了踢周围的人,把袖子往上摞了摞说,同志们,别“捏骚”(合肥土话:假客气),菜上来就“扫”(合肥土话:猛吃),不然再上菜就给他端下去了……

  那顿饭究竟吃了几道菜我记不得了,就觉得都很好吃都是没吃过的,到后来只顾狼吞虎咽,有点“猪八戒吃人参果——食而不知其味”的样子。那顿饭让我们开了眼界,知道了什么叫国宴,也使我们跌了一次相,一个个就像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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