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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宗成:我的高考

时间:2019-06-14 23:15:59字数:31170【  】来源:原创 作者:念1031 点击:0

  我家从七七年开始一共有四个人参加过高考。这就是我,我妻子,儿子,女儿。考上三个,只妻子差了几分,使得她终生遗憾。

  先说我吧。65年我初中毕业。在当时的农家,能供到这个程度已是相当不错了,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姊妹三个,在60年代的农村,其苦可知。所以初中毕业,我没有什么犹豫的,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滁县师范,等着出来做个小学教师,挣钱帮家里。弟弟在读小学了,姐姐已经出嫁了。我是男孩老大,这责任是无可推卸的。考中技是当时的最好出路,当时的中专生,地位很高,在校时所有费用全免,国家给吃给书,出来后是国家干部或工人,拿工资,吃计划粮,多少人羡慕。我也想报好的中技,比如南京地质学校,合肥电机学校等,就冲这两个城市的名称,就让我一心向往了。但竞争激烈,南京地质在滁县地区只招五人,合肥电机也不多。滁县地区可是有七个县,我能考到七县第5名么?我不敢想,也不会想。其实我初中的成绩特好,但我自己不清楚,那时也不排名次。老师当然知道,但没有哪个老师会细心到提醒我。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想法。

  初中毕业是什么样的年龄啊,现在哪本书写到这儿,不是诗一样的语言?什么青春年华呀,花季雨季呀,树雄心壮志的时候呀等等。过去几十年以后,我只体会到一点,那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。而当时,我绝没有书上写的那些少年人的大志,农村泥土上走出来的人,不会想入非非;家里那种贫穷到骨的现状,让我非常现实。高中那些考上大学而跻身上等人的学兄学姐的榜样,只是我羡慕的对象,但从未敢想到自己也能往那方向去挣。就像阿Q看到别人盘辫子,从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学样。这样我的志愿就定了。初中毕业就可以自己决定志愿,这一点比现在的学生强多了。现在的学生,高中毕业都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,父母为填志愿,苦思恶想,满世界咨询,犹如策划一场战争。

  那是个傍晚,五月还是六月,记不清了。我们吃过晚饭在教师教研组前的葡萄架下过,我们的政治费老师坐在那儿。他是合师院政教系毕业,讲课一口标准的肥东腔。学生们背地里都笑,喊他费尔巴哈。但他是贫农出身,党员,当时教师队伍里是极少的,所以,他在学校已显示出重要性来。他叫我过去,是不是专门找我,还是灵机一动,以我当时的年纪,是判断不出来的。现在想起来,不太可能是有计划的。总之,他跟我说到了我的志愿,说不该填滁县师范,应该填高中,也就是全椒中学。他说,你的成绩很好,又是贫农出身,应该上高中,将来考大学,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。

  他丢下了平时在课堂上讲的所有大道理,问我,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小学教师,哪个对国家贡献大?我很吃惊,因为我早已背熟了政治教科书上的话,就是我们的社会,工作只有分工不同,没有高低贵贱之别。费老师这么一说,我知道他跟我说是的是知心话,因此我很感动。我回答说,我家太困难,没有钱读高中,并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他。他许愿,若上高中,助学金给你三块半,当班长。我们当时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九。我在初中的助学金每月是两块。当时的孤儿才四块。我在初中当了三年学习委员,班长给比我老练得多人的干去了。可见,费老师给我的条件够优厚的了。这样每月只要拿三块四毛钱,就可以读下去了。我说志愿已经填报上去了,他说那没关系,我们到滁县去改。我觉得费老师给我指出了光明前途,我就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了。

  还是少年不知道世事艰,我忘了,初中就那每月四块九,家里就是没有,多少次被学校停伙。我们当时是吃饭桶,八人一个桶,分饭,叫一桌。开饭了,桶盖上八字改成七字,我们就知道有一人被停了伙,大家都不敢吃了,到总务处去看黑板上的告示。看是谁被停了伙。十次有九次是我,因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伙食费交齐了没有。名字一出现,就没有饭吃了,其余七人回去幸福地分饭吃了。我就得饿一上午,手里没有钱,也无处去买早饭。当务之急是回寝室去拿米,淘两个半碗的米,放好水,交二分钱,给学校的蒸笼。那样中午就有自己蒸的饭吃了。中午吃一碗,晚上半碗,第二天早上半碗。冬天的早晨,剩饭都结了冰冻渣子,实在不能吃,就把饭端到襄河边,河水没有结冰,用河水把冰淘掉再吃。冰冷的也照吃,什么也顶不过饿。越是考试越停伙,逼你交钱。学校不知道,当人穷到没有钱的时候,逼也不行。要钱没有,要命有一条,现在已经被歪曲成无赖的语言,其实这是多少穷人的泣血椎心的实话啊。每次考试第一场都是语文,所以,我初中的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语文都是在饿肚子情况下考的。就那样,还能在作文里用尽热情和智慧歌颂赞美我们的美好时代,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从我身上,真正可以看出,我们的人民真是太纯了,太好统治了,把这样的人逼到造反,那些统治者,实在是坏到不可救药。

  接下来的中考,对我毫无压力,跟平时做练习没有什么两样。印象深的是那年的作文题,是两道。一是“农村是广阔的天地”,二是“当28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喜讯传来以后”。我在考场上没有一秒钟的犹豫选了第二题。我当时喜欢抒情类文章,不擅长说理。而且,以我生长在农村的出身,感到的只是,农村真的天地,是比城里开阔,其余的,实在看不出农村有什么出息,出路。但本题显然不是要你说真天实地,所以我本能的厌恶这道题。等考过出来,听我小学的一个同学说她写的就是这题,她的立论农村是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广阔天地三个论点。我简直佩服傻了。当时毛泽东刚刚提三大革命运动,这人居然用到作文上去了,这份成熟还得了吗。果然,那年她的作文是全县最高分,语文也是最高分。另一个遗憾是数学,最后有道应用题,10分还是12分,记不清了。无理方程我列出来了,但给根号难住了,我解不出。出来一问,好多人连方程也没列出。老师说,列出方程给一半分,于心稍安。

  中考在没有什么焦虑中过去了,八月底,高中录取通知寄到我家,果然,全椒中学。母亲很奇怪,说,下半年不是接着去念吗,还要通知你干什么?那时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中考这回事,不知道上高中是要考的,考不上是不可以去念的。更不知道填志愿这些事。她以为,只要家里下决心苦撑,想念书你就去念就是了。这种观念源于两点,一是农村根本不知道学制这回事,二是我念书考试从不要家里烦神,所以家里根本没想到这还是个事。

  但痛苦在后来出现了。高一开学后,费老师倒是说话算话,他带我们班主任。我的助学金增到三块五,高一(1)班班长。当时只有两个班。有一天,我在教导处看到了自己的中考成绩,原来是全县第一,滁县地区第四名。39年以后,我有机会遇到凤阳的一个教育局付局长,叙谈之下,得之,他是那年中考的第三名,前两名是谁,就不得而知了。而当时,我的懊悔可知,比我差得多人去上了南京地质,合肥电机。我要报,第四名,不是取了吗?尤其是当我回家要不到钱,看到农村的种种苦难时,更恨自己白白浪费了成绩,没能跳出农门。以后是什么样,谁能知道?大学要是考不取呢?自己是成绩要是保不住呢?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后悔,仅是少年人在重大选择上的不可避免的失误的,事过了,也就认了的话,那么后来情况的变化,就是在不断提醒我选择的错误,使我这种后悔的情绪一直延续了12年,直到1977年。

  因为高中是上了,但66年的文革,打碎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大学梦。65年冬气候已经不对,但谁也没有怀疑到高考上。等到66年春中央通知停课闹革命的时候,也没有人想到高考上去。大约是四五月间,中央台播出明确通知,今年高考暂停。这个消息在当时对我没有什么震动,一是我远在高一,二是认为过几月还下正常吗;而对高三学生来说,绝对不是坏消息,尤其是平时成绩不行的人,延缓了宣判的时间,大松了口气,起码摆脱了眼前啃书复习的痛苦。年轻人,不会想得那么远,而且都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。我记得高三的几个学生把课本撕了,高高地抛向天空,口里在欢呼。那时人,谁也想不到,为这个高兴,为这个欢呼,一代人要等十年才能参加高考,而其中许多人,永远和高考绝了缘。

  谁也没想到文革是用把学生赶下乡的方式收尾。从六十年代起,上大学,不仅要成绩了,还要看成分,要政治表现。所以文革中,我们这些农村成绩好的学生无不积极表现,什么反修防修江山永不变色之类,我们想不清,说实话也不真的信。我们只抱住一个朴素的道理,政治表现要好。而要好,就要紧跟党中央指示。66、67两年折腾,我们这些人其实无不抱着这个简单的目的。这两年反也造,联也串了,武斗也斗了,我们即使武斗也上规模上档次,我们手上有100多条枪,轻重机枪,汤姆式冲锋枪,迫击炮,手榴弹我们都有。中央说要文攻武卫,我们自然要搞。好像靠这些枪炮子弹,能把我们打进大学。后来中央要交枪,我们也交了。革委会也成立了,都在各级弄个什么付主任、委员干干,到67年夏,我们基本革命成功了,没有事情可干了。这时一些农村学生撑不住回了老家。我是死硬要政治表现的人,留在学校坚决不走。好在那时也混成了头头之一,派里发点钱,吃饭不成问题。钱从哪儿来的,我不太清楚,好像我们这一派保的革命干部副县长批准,从银行提了三万元。按米价算,相当于现在的300万。后期为这三万元,可翻了大口舌。那时我们可想不到会秋后算账。我是饿怕了,有饭吃多好,为什么不留城里革命呢。况且坚持到最后,表现才最好呀。

  那时我们有两件事可干,一是看书,二是谈恋爱。书是广泛浏览,恋爱是目标专一。都是因为大家无聊。按说,67年下半年,68年上半年,我们过得都不错,自由呀。当时我们不知道,那一年,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。不愁衣食,没有工作学业负担,尽管读你喜欢的书,还有初恋的甜蜜,还有对未来的憧憬。你还要怎么的?

  68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出不详之音。大段摘引毛泽东也不知道哪一年说的话,道是,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,要到广阔的天地里去,和贫下中农相结合。我们当时觉得不对,与自己向往的不合榫,但也不知道中央要怎么搞,我们猜也最多像勤工俭学那样,以班级为单位,到哪个农村去搞点劳动什么的。我们做梦也没想到,是一竿子赶回家。到68年下半年来真的了。我们知道不但农村学生要回乡,城市户口的学生也要下乡,且要迁户口,就在农村落户。这一点我们农村学生没有切肤之痛,而城里的学生可是遭了大难了。十年后的伤痕文学,知青文学全部发源于此。

  归根结底,我们都算是高中毕业了,回家去吧。书是白念了,什么大学梦,变国家干部梦,统统粉碎。这一去,有分教,蹉跎十年春秋,回首人生再造。其间的悲欢离合也是一言难尽,叫作各人有各人的苦难,各人有各人的造化,各人有各人的命运。六届高初中毕业生开始了大分化。

  总之我在乡下混开了。做田是体力活,体力早被书本销蚀得虚弱,技术我肯定不会,除了靠一点文化去混,没有活路。这十年的混法,将另纸详写。大约是72年开始,大学开始招生,但要推荐。主要是看在农村的表现,所谓工农兵推荐上大学,开头还有点真,但立刻就变假了。城里学生家里有关系,有经济力量,就开始找人,找关系。请公社,大队干部吃喝,送礼。不论你是不上工,打架偷东西,也不论你是初一学生,大字不识几个,反正基层推荐,上层搞定了,你就去上大学。后代史家瞎子摸象,不得要领,要不睁眼说瞎,要不根据官方记载而找不着北。乃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,经历过的人或说不出,或不让说。将来必又是一段伪史无疑。

  我家穷,无力去搞关系。69年我结婚了。当时的政策是结婚了的一概不要。这样,招生,招工两条路全给我堵死了。70年儿子出世,71年妻子当上民师,从田里走出来,我在大队开拖拉机,在当时是最现代化的农民了。72年我到公社去搞文化站。两人都不做田,在农村算是混得不错的了。当时我们只盼着有机会能给我们转正,大学什么的根本不去想了,太遥远了。虽然周边的知青们每年都有人被推荐去上大学,但与我们无关,我们的心是死了。这10年里,我当然见过费老师,他对我颇有歉意,说是我害了你,凭你当时的成绩,什么学校也考取了,要不是我一句话,你现在是小学教师,国家干部了。我正色对费老师说,费老师,您千万不能这么说,人要凭良心,你当时是为我好,你不可能看到国家这么大的运动啊。你当时替我作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我再怎么浑,这点道理还懂,老师没有害学生的,我怎么会怪你呢。

  大约是73、74年左右吧,我的一个一万字的报告文学在安徽文艺上卷首位置发表了,这在县里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,文化馆里一个老文化工作者武漪波,看着我说,宗成,你有文字功底,将来就走这条路,还是有希望的。大学,恕我直言,你恐怕是没有指望了。我点头称是。因为他的话虽残酷,但正确,从当时看,我这一生实在看不出有上大学的机会。

  77年在农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此前毛泽东去世,什么四人帮被粉碎之类,对农村没有太大的震动。上层和城市里认为不得了的事,到农村,没有人认真去想他。因为大家面对的土地还是那块土地,要干的活还是那些活,过的还是那种贫困的日子,上层变化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?所以我入秋后就在赵店河的工地上,和在驷马山水利工地时一样,用电动机发电,架起几个25瓦高音喇叭,建立一个广播站,放些音乐,播些话语,鼓动农民干活。当时还有一首打油诗是:高音喇叭奏八音,男女歌喉响入云。人说听了增干劲,这事我就不大信。

  记不清是个什么日子了,我回公社,往吴山小学打了个电话,妻子在那头告诉我,今年大学招生要考试,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。我说知道了,但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要去考。因为我对大学心死太久,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妻子说,你要去考,走掉一个是一个。我很没有思想准备,一时之间还很难把自己和考大学联系起来,含糊应了。又回水利工地了。其时关于高考的传闻已经很多了,知青们都开始复习了。我又在工地上呆了几天,看着那一河滩蚂蚁一样的民工,干着牛一样的活,觉得是要拼一下。于是跟我的四叔商量,他支持,但问题是工地丢不掉,我回家复习,广播站怎么办。我求他和公社书记商量。他当时是社办企业书记,手里有个油坊,公社的吃喝多在那里报销。他是很有面子的。他去说了,书记陈学文,主任王玉江极其勉强地同意了。王还威胁说,考不上,回来我们再讲。

  于是我回了公社,在临街那文化站房间里开始了复习。手头什么资料也没有,也不好意思去全椒中学去找人,也没有想到去。语文不用复习,数学也不用复习。前者是自信能行,后者是自知复习了也不行,不如放弃。需要看的是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。也不知辗转从哪里搞到一些油印的讲义,对和不对都不清楚,就背起来了。还只有地理和政治。历史没有办法,好在我手上有一部范文澜的通史,就看它。看通史去参加高考的,我想以前可能没有,以后也不会有了。虽说历史的材料太多,但我知道,农民起义肯定要考,不平等条约也会考的。这是当时历史的主线。年代要记熟。政治我也不太怕,因为我参加过多种理论学习班,那十年连反杜林论都拿来读了。当时的社论什么的,我也读。我那时的记忆力不错,平时也比较留心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。其中有些是过去学过的,还有印象。就这样,我白天黑夜连轴转,饿了,到食堂打饭,累了就上床睡一会,醒了就看书,不管是什么时候,反正是把自己关在那里屋子里不出来。我的致命弱点是数学,把初中的翻了一下,还行,高中的,只学到三角函数,极限就不甚了了,后头就都是高二高三的内容,想钻是不可能了,因为离高考只有十天了,心想文科的跟他有一搏,数学就空手套白狼吧。能搞到多少分就多少分。

  到报名时还有关卡。我们县的政策是30岁的人,一定要有发明创造才准报考本科。我恰好有文章发表,作为文科,这也算是发明创造了。我把我发表的文章都揣了进去。我当时有些赌徒心理,想,干,就干本科,那些专科,中技既然十几年前就放弃了,现在再去上,当年选择上的错误就被放大了。所以明知本科难考,也要跟他拼一下。后来进了大学一年多,我的老师和我开玩笑说,录取时我看到你的档案袋那么厚,不知是什么,心想,这家伙还能把山芋干也装进来了么?

  七七年高考是在冬天举行。大家排队入场。有不少熟人,11届高中生同时参加高考,人数之多,人员之杂,空前绝后。有不少前后届的同学,看看大家,都不复是10年前的烂漫少年,大家几乎都走完了青年,快步入了中年,人人脸上都有些沧桑。我知道,这些人在农村为生计所迫,都是十年没有摸书本,来撞大运的不少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撞大运的人数之多,远远超过我的估计。那一年安徽的文科是100人取1人,真正的百里挑一。就是说,按平均数,我在的那个考场及左右的考场,九十人,只能取一个。 全县报名4000多人,最后取了40多人,文科本科取了20多人。其余去上大专和中师去了。这都是事后知道的,当时站在考场外,只感到尴尬,因为大多数人比我年轻得多,个个显得朝气蓬勃,胸有成竹,不禁有些心虚。倒退十年,考试我怕谁来?但现在,黑发少年江湖老,技艺大退,就难说了。

  第一场考语文。这是我的强项。我埋头做,全不管场上情况。后来人们告诉我,大部分人在发呆。因为文言文不会翻,改病句不会改。其实那病句是“在我报考大学时就做好了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。只要把“在”字调到“我”后,就搞定。但是不知道介词结构不能做主语的,就看不出毛病。这些对我自然是小儿科。作文是大头。是两道题,一是“紧跟华主席,永唱东方红”,一是“科学有险阻,苦战能过关”。后一题是叶剑英的诗句。我读过。和中考一样,我没有一分钟的犹豫,选了第二题。因为第一题空,几乎没有可以让你能有说自己话的余地。且华刚上台,除了毛泽东说过一句你办事我放心以外,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紧跟他。要是还唱东方红,现在的高考就不能举行。还有怎样跟,都是几十年不得要領的事。我心里有些厌这道题。第二道,说到底,就是克服困难之类的,我有话可说。于是我拉开架式写起来。为了论证苦战,我引了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所说的,凡古今成大事业者,必有三种境界,“昨夜西风雕碧树,独上层楼,望尽天涯路”;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;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我把这三句当作三个论点,分三个阶段,解说了一下,来说苦战。谁知到批我的作文时却弄出惊险来。那年的卷子是分地区批,滁县地区当时的教师知道这三句话的真不多。批我作文的那位仁兄就不知道。那年作文是70分,他给我的分数的42分,也就是平时的60分。好在这位仁兄还有点好奇心,他把分数打过后,就去问组长,说,王国维是谁,《人间词话》是什么书。组长是识货的,一听,就来了兴趣,说还有考生能引王国维?看看。把卷子调来一看,立刻大加赞赏。要知道,当时的考生绝大多数在苦难的农村挣扎,谁还知道王国维?组长看到这份卷子,一腔正义涌上心头,觉得这是人才,不抜何待?看分数,觉低了。就拿到大组去讨论。大组把文章一看,异口同声说好,文章本身不错,又有这三个论点出彩,分数就往上长。大概是给到56分。适逢省阅卷检查组到,于是就把这份卷子给他们看。省里人一看说,合肥最高分给到63分,也就是90分,这份作文可给到95分。也是当时滁县人的境界,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省里,于是给了90分,就是说卷面打了63分。这真是古今科场都有异数,要是那位阅卷的先生不好奇,那么我少了21分,那年就不得取。但我要是不死心,再在家复习,78年夏再考,又是考了好学校。我进校后我们班就有位孙元林,没有报到,在家复习,结果夏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。真是祸兮褔所倚,福兮祸所伏,说不准的。

  当时那作文就在阅卷组轰动了,我的老师赵美莲也在阅卷,看了,就觉得像我的。但不敢肯定,她倒好,把文章一字不落抄下来,后来我到她家,她把文章拍出来,问是不是我的,我说是的。她很高兴,如此这般,才告诉了我当时的惊险。

  语文好办,政治也不是很难对付,那时,大力普及毛泽东思想,其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我们半自愿,半强迫反正是学了不少。最有趣的是有一题考的是三八作风,考场的教室墙上贴的就有。而有的人,硬是不会做。其实他们是看着答案而丢分的,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,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,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三八作风。

  历史也还好,因为我是看范文澜的通史复习的,所以逮不到题便罢,逮到了,答的就比中学教科书详细的多了。有一题关于不平等条约的,我把赔款的数字一写,接上一句是:连当时最穷的贵州省,人均都摊到几两几分银子。这样的答案,任何历史老师也知道我读的不仅是中学教科书了。倒是在一道简单的题上让我犯惑。问红军长征是哪一年开始的。我想答35年,后来想不对,长征走了一年,36年就西安事变了,难道红军才到陕北就有暇处理这事儿?从当时情况看,中央还是蛮从容的,不象的刚到陕北,气也来不及喘的样子。那么就是34年,自己感觉不象,好象没有34年的印象。是凭印象还是凭推理?我犹豫到最后,还是相信了推理。还有地理,一题问的是堪培拉是哪国首都。那时常看《参考消息》,这个名字熟,但拿不准。我开始用排除法,不是亚洲的,不是北美的,不是欧洲的,剩下较难把握的是南美和澳洲。南美首都的名字都比较长,直觉是澳洲,但是哪国呢,新西兰肯定是惠灵顿,那只剩澳大利亚。可我觉得澳大利亚首都好象是悉尼。这又犯了难。这又是在直觉和推理间犹豫,最后的解决还是相信推理。就填了澳大利亚。出来一问,两题都蒙对了。现在来看成年人处理事情和青少年是不一样的,成年人更多依靠理性,不太相信直觉。但有许多大学者都说直觉重要。看来,直觉大概是在最低层次和最高层次才有用吧?还有一题是没法蒙的,就是在全国地图上标出白云卾博的位置。我知道白云卾博是个大矿,在内蒙。但在内蒙什么位置搞不准了。那可是一点推理的依据也没有了。我这知道这地方是个矿,但因为是矿,还不一定是靠南边经济发达的地方。我本想放弃,后来不甘心,就在临交卷时在内蒙中部那里画了个大大的圆圈,几乎把内蒙占满了。我心里想的是,你叫我画圈,但你没有规定圈子大小呀,只要在我的圈子里,你就不能说我全错吧?那题两分,给我一分也是好的。谁知这份卷子到了全中地理教师周宝玺手里,他当时看了就发笑。这种投机心理内行是一看就明白的,记不得位置,就把圈子放大。那时考生能记得的东西真的不多,要是全对了才给分,那考分会很低,所以那一年批卷的原则不是对了给分,而是找给分因素。有了因素也给分。这样我这题就完全具备了给分因素。省份对,圈子画出来了,白云卾博的位置又在圈子里。阅卷教师竟没有办法,周给了两分。后来我到全椒中学教书,闲聊时说到这事,周才大笑,原来是你?这种答法我只见过一份。我可是给全分的。

  这些倒也罢了,最悲惨的是数学。本来高中就没有读到底,再加十年没有摸数学书,那做题就像押宝。初中的部分还能凑合蒙对几题,高中的三角函数就费劲了,后面的椭圆及方程还有什么极坐标以及复数,我都是一点不会。这我不难受,因为我没有学过。叫我难受的是一道大应用题,属于求等比数列前N项和的。这我学过,但求和公式记不得,只记得分母部分,分子部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,现推,时间也来不及。我没有办法,只好用算术方法去把答案先弄出来。监考的正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戴尔箴和初中数学老师马鼎昌。考语文时,我的语文老师不时悄悄颔首微笑,颇有赞许之意。考数学时,我的数学老师看我那样,一言不发,在我身后轻轻叹气。我知道我对不起数学老师,但我没有办法。我那个考场许多人几十分钟后就交卷走人了,反正不会做,坐在里头没有用。我拼到最后一分钟,总想靠灵感弄点分,哪知数学是铁硬的东西,不会就是不会,没有道理可讲。那一年我的数学只得了20几分。进了大学中文系,大一开的写作课,第一篇作文,写作老师出了个俗而难写的题目:“我最难忘的一件事”。我两节课90分钟写了5000字。老师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读,就用了一节课。有些同学吹捧我中文底子厚,他们不知道,他们的数学都考了五六十、六七十分才够线的,我数学比他们少了四五十分,当然靠其他学科顶上来。他们只看到我作文时滔滔不绝,哪知我考数学时的那种悲惨状况?

  总而言之,我的高考是考完了。考时不觉得,考完了,社会舆论对我的压力是太大了。当时我在县里也算是小有文名,所以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考上。说,要是你考不上,那谁够上大学?他们不知道我数学的穴位正隐隐作疼。还好的是那年分数线是250几,我是280多。歧视老三届,要提高30分录取,我的分数略高一点。志愿填的最古怪,因为我们年龄大了,除了师范我们没有别的学校敢填 。第一安师大,第二师大滁州分校,第三是北大。填北大纯粹是玩的。北大,那是年轻时的一个梦。梦做不成了,把枕头拿来把玩把玩而已。起码,我考过北大吧?后来我和人开玩笑说,高考,我和李总理,考的是一样的卷子。结果人家没填北大还进了北大,我倒是填了,但还是白搭。才气不够,没个好爹早点提醒我看书。拼才拼爹两无成,口服心服。

  通知最后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悬念了。我在公社,书记要我别慌走,要把公社那一届的党代会忙完了再走。无非是写讲话稿和编写简报。我在公社五年,材料都是我写,但现在不同了,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应该也可以撒手就走,但我拂不来哪个意思,我老老实实把那个党代会的材料搞完才离开,算是有始有终。

  我从公社终于转走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时,我知道,我是要彻底告别家乡了。我告别生我养我三十年的农村,告别我祖辈的谋生手段,告别那后来不断让我回忆的村落和田地。总之,我是义无反顾地去上大学了。

  谁能想到历史也会颠倒个儿呢。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全椒中学教书,恰好住费老师的楼上。费老师看我像是要修成正果的样子,有天对我说,宗成,当年决定上高中还是正确的。要不你现在在下面当小学教师,是不会有动力去考大学的。我笑笑,心里再次感谢他,觉得这么多年,他当年帮我的选择还梗在心里,这是师者之心,仁者之心啊。回头想,心里只感到世事无常,人的命运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宿命。在大时代面前,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,随 波逐流是常态。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真是太少了。选择云云,真的是我们自我安慰的工具。但,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对一届一届的高三学生重复说一句话:好儿女,当高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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