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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辉:一个60鼠的童年生活

时间:2019-05-15 21:20:36字数:21090【  】来源:原创 作者:念1031 点击:0

  出生于1960年11月的我,属鼠,一只正宗的60鼠。

  60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?是躲过饥荒和死神的一群幸运儿,更是穿过精神沙漠和荒原的一群胜利逃亡者。活下来,已是侥幸,健康成长,可谓传奇。

  游 泳

  我是铜城人,但每次向别人做自我介绍后,别人都会说:噢,出文人的地方。我就知道,他们将我误为桐城人了。

  那个桐城当然比我家乡这个铜城有名,但家乡这个铜城也是有点历史的。相传汉高祖刘邦之侄刘濞于公元前196年受封吴王后,便在此筑城,并冶铜铸钱,因此得名铜城。这么说来,铜城建镇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了。

  铜城,是天长市三大镇之一。天长地处皖东,与江苏接壤,从地图上看,天长就像一只拳头伸进江苏腹地。

  天长是典型的苏北水乡,虽不靠近任何一条大江大河,但紧紧依偎在美丽的高邮湖旁。尤其是大大小小的水库、湖泊、池塘和水洼子,那真叫一个星罗棋布。就像上帝的一面镜子,一不小心打碎,大大小小,一块一块散落在这块土地上。

  除了众多的天然湖泊和池塘,铜城一带农村老百姓家,几乎屋前都挖有一个人工水塘,这也是当地民居的一大特色。在那个年代,你很少能看到连片居住的农家,大都是独庄独户,农家的基本布局是:屋前一口水塘,屋后一片树林或竹林,围绕家舍四周还有一条沟渠。这样的独庄独户布局,现在已消失得差不多了,甚是可惜。

  星罗密布的湖泊、池塘和水库,几乎能轻松接纳和蓄藏来自天上所有的雨水,天长又被称为“荷叶地”,像水上的一片荷叶,身在水中,却永远不会被水淹没。而干旱缺雨时,这些大大小小湖泊、池塘、水库积蓄的水源,就成了灌溉和滋润大地的甘霖。

  因为水多,家乡因此多了几份自由清新;因为水多,女人也因此白晰水灵;因为水多,随处可赏荷塘月色,可见倒影澄波底,横烟落照时……

  也因为水多,孩子们多了几份戏水的乐趣。所以,一年四季,在孩子的眼中,最好的季节是夏季,最快乐的时光,就是暑假。

  儿时游泳戏水的趣事很多很多,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二件。

  一年暑假,午休时分,我同李伟、万文明两个小伙伴一起偷偷跑到镇北的一个池塘去戏水。那时我们都不穿裤头,全都屁股大拉巴(铜城方言),主要是担心裤头湿了,回家会被父母发现。

  但这次却发生了一个意外,从池塘上岸时,怎么也找不到裤头了。记得小伙伴万文明穿的是短袖衫,他用短袖衫裹着下身先跑回家了,而我和小伙伴李伟穿的是背心,根本裹不住下身。我俩只好找了一处竹林躲了起来,一直等到天快黑时,才裹着背心一路狂奔跑回家。

  后来得知,是那个水塘的男主人发现我们在他家塘里游泳,便将我们放在岸边的裤头拿走了。

  那个年代,买一寸布都要布票,裤头丢了自然不是一件小事,只得跟父母如实汇报。一顿教训后,我爸找到那个人家里,要回了我们几个孩子的裤头。

  这事后来竟然在我心里留下了大面积的阴影。一段时间经常做同样的恶梦:走在大街上,突然发现自己光着屁股,众目睽睽之下,躲又没处躲,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……

  丢过一次裤头,还险些丢过一次小命。那次是和我哥一起,在镇中学北边的单家大塘里,很多孩子都在塘里游泳。因为知道这个塘的水比较深,我没敢下水。

  在岸边看了一会,还是没有忍住,小心翼翼地下到水中,只是在浅水处一带活动,但不知怎么就滑进了深水区,当脚往下一探,没有探到底时,一下就慌了起来,想喊人,却连喝了几口水。情急之下,我神使鬼差地将自己的头往水里一埋,以狗刨式姿势,使劲地往河边刨去。那几十秒的时间里,我第一次体会到死神来临的恐惧。

  当时的情形一辈子也忘不掉,我一边眯蒙着眼睛试图看清水面上那些忽隐忽现的人头,一边忍着被水一口一口呛着的痛苦,心里还不断地在想:“完了完了,马上就要见不到他们了”。

  这事儿当时没有跟我哥说,后来也从没有敢跟我爸妈提起。几十年后,我将它当作自己的惊险人生,倒是跟老婆和孩子说过几次。

  不像现在的社会,天天都能听到各种罹难的坏消息,那时候除了老死病死,小镇上很少会出现非正常死亡事件,但溺水死亡的悲剧几乎每年都会发生,成为小镇上谈之色变的话题。

  在家长们的眼中,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可以原谅,但偷着下水游泳是不能原谅的。所以,每年暑假一到,家长们都如临大敌。

  在我上初二的那年夏天,小镇上又发生了一起孩子溺水死亡的事件。引起了全镇家长的高度重视。那段时间,每次在饭桌上,我妈不管说什么,最后绕来绕去,都会绕到这样一句话上来:“河里淹死会水人”。

 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溺水事件发生后,说不怕是不可能的,但过了不久,我们就会将这事忘在脑后,照例又会三五成群结伴去游泳了。

  零 食

  与那个时代的物质匮乏和单调一样,儿时的零食也是匮乏和单调的。

  我家门口有一个零食摊,是王家二姨娘摆的。她身体较胖,人又热情,全镇人不分大小,都这样称呼她。

  王家二姨娘卖的零食有爆米花、瓜子、花生糖、草米糖,还有鸡屎糖等等。说是小摊子,其实是个货郎担,只是不到处挑着走动,而是固定在那。

  早上,王家二姨娘从家里将盛满零食的两个大挎篮挑过来,一一摆放在摊子上,开启一天的生意。晚上,则将零食一一从摊子上收起来,放进大挎篮再挑回家。如此循环往复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
  因为近水楼台,我小时候的零食基本都是在她家买的,而买得最多的是她家的爆米花。这倒并不是特别喜欢爆米花,是因为那时候父母给的零钱实在太小,都是一分二分,只能买最便宜的零食。

  王家二姨娘的爆米花2分钱一盅,盅子跟我们现在喝茶的杯子差不多大小。但王家二姨娘做生意童叟无欺,每次盅子都会堆得满满的。

  只要身上有2分钱,我就会买上一盅,将口袋装得鼓鼓的。一边吃着爆米花,一边向学校走去。高兴起来,会向空中抛上一粒,然后张嘴去接。接着与接不着,都很快意。

  还有一种便宜的零食叫鸡屎糖,2分钱能买到大白兔奶糖那么大的一团。

  鸡屎糖其实就是今天的麦芽糖,由于那时候用料和做工没有现在讲究,看上去是稀糊状,而且黑黄黑黄,真的跟鸡屎没有二样。

  王家二姨娘用两根小棒从糖钵子里搅出一小团鸡屎糖递到我手上后,一般不会立即进口,总会用两根小木棒不停地搅动,时间搅得越长,颜色会变得越白,直到最后变成象牙白,几乎看不出鸡屎的样子了,才会一口一口地品尝。

  鸡屎糖不好看,但很甜,还能在搅动过程中消磨一段时光,所以很受孩子们喜欢。街上经常是一群孩子,人手一份,埋头在那儿搅啊搅啊,就像今天街上到处都是低头看手机的人一样。

  爆米花、鸡屎糖是我最常吃的,京果却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但京果在王家二姨娘的小摊子上是买不到的,必须到商店(那时叫门市部)去买。而且,买京果是有“最低消费”的,每次不能低于5分钱,否则不卖。5分钱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,要攒很多天,甚至几个礼拜。

  小时候曾问过大人,这种零食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名字。大人说,因为清朝时期,天长人是将这种点心进贡给京城的皇族享用的,所以称为“京果”。天长进贡给皇族的另外一种点心叫“甘露饼”,也一样好听。

  这种用糯米炸制而成的京果,形状像一粒粒花生,通身金黄,外面还粘着白糖。吃起来酥香可口,嚼起来还能发出那种“窟粗窟粗”好听的声音。有时候,原本想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独自享用,但这“窟粗窟粗”的声音总是暴露我的企图,妹妹会闻声而来,分去一半。

  铜城不大,也就一两万人,商业却很发达,全镇十多家商店。最繁华的山海镇附近就集中了三家。一家临近山海镇的向阳街路口,一家靠近向阳街的酱油厂,后院就是铜城糕点厂。还有一家在山海镇北头的东风街上。

 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东风街的那家商店买。这个店里有一个叔叔是我好同学蔡恩光的父亲,每次称完重量后,蔡叔叔总会再捡一两粒放进去。这使得小小的我已深深地感受到,有熟人是多么好的一件事。

  但小蔡的父亲不在柜台时,就占不到这样的小便宜了。我就会掉头跑到南头向阳街的那家店去,毕竟人家是铜城糕点厂的“官方旗舰店”,前店后厂,新鲜度自然要比其他店好一些。

  这家店的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瘦高营业员至今令我难忘,他称重时是那么的古板认真。在收下我的5分钱后,先从柜台里抽出一张裁好的方纸,有板有眼地放在秤盘上,然后才揭开身后盛放京果的缸盖,用一个小木铲子伸进去,挖出适量的京果倒在秤盘的纸上。称重看刻度时,他的眼镜几乎要贴在秤杆上。秤杆翘高了一点,他毫不犹豫地从秤盘上捡出几粒放在手上,秤杆低了一点,他又像是极不情愿地将手上的京果一粒一粒地往上填,直到秤杆呈水平状态静止在空中,他才会说:“看看,正好。”

  他说让我“看看”,对我来说一点意义没有,因为我根本看不懂秤杆上的刻度,对我有意义的只有一个,秤杆是否能翘高一点。

  小时候吃的所有零食几乎都没有包装,不像现在的儿童零食,包装豪华精美,一眼看到就让孩子们欲罢不能。有时候买零食,不是因为好吃,完全是冲着包装。

  终于有一年,铜城街上出现了一种带包装的零食,一举打破了零食没有包装的的历史,这零食就是“旅行饼干”。

  当然,说是有包装,其实也是极简,包装材料不过是一种不太白的油纸,上面印了“旅行饼干”四个红字,其他什么元素都没有。

  因为是有包装的,而且一盒装有15块饼干,价格自然不菲,记得是1角2分钱一盒,还要2两粮票。这价格一般的孩子根本不敢问津,就连我也从来没有过要买一盒的冲动。因为我充分认识到,即使好不容易攒到1角2分钱,也不如买两次京果吃吃,更不如买一本1角钱左右的小人书看看。

  还有一种天然零食,每到10月左右就令我们趋之若鹜,那就是铜城街上男哑巴的鸡头。

  镇上有两个出名的哑巴,一个女的,一个男的,都是独自生活。女哑巴靠拣剩菜剩饭维生,小镇上人家杀鸡杀鸭丢掉的肠子,统统都被她从垃圾堆里捡回去吃了。她还从不洗头洗脸,身上总散发着异味,孩子见到她,都会吓得远远躲开。

  男哑巴则相反,穿得虽然破旧,但始终保持干净整齐,而且能自食其力。孩子们不但不害怕,还特别喜欢买他卖的鸡头。

  加工鸡头是很讲究的,一是个头大小要差不多;二是老嫩要适中,太老咯牙,甚至咬不动,太嫩,咬下去难成两瓣;三是去涩要到位,不能有苦涩味。男哑巴卖的鸡头,就是比街上其他人加工的鸡头好看好吃。

  吃鸡头还有一个讲究,必须乘热吃,一旦凉下来,就缺了清香味,也会缺了应有的咬劲。为此,男哑巴总是在笆斗上捂一层厚厚的棉布,这样鸡头始终都是热的。有时候我们在买之前试着摸一下,会感觉到烫手。

  虽然我现在经常吃着从老家带来的80多元钱一斤的高级鸡头,但仍会想起铜城街上男哑吧的鸡头味道。

  滚 铁 环

  1972年,我12岁的时候,古老的小镇上突然流行起滚铁环。

  一开始与学校的体育课有关,当时我正在铜城镇向阳小学读小学4年级。学校每周有两节体育课,说是体育课,其实就是将大家集合在一起玩游戏,不是让全班同学在操场上抢一个皮球,就是让我们分成几个组拔河,或者是只有女生最喜欢的跳绳踢毽子,最上档次的是在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,也是僧多粥少。

  这一年,学校从县教育局领回了10多副铁环,都是钢筋做的。当老师第一次将铁环拿到体育课上时,同学们的呼叫声此起彼伏。

  老师将全班30多个同学分成10组,3个同学一个铁环,轮流玩耍。一堂体育课下来,每个同学最多只能绕操场滚2圈,然后恋恋不舍地交给下一位同学。

  为能多玩一会儿,我会耍点赖皮,有意放慢滚动的速度,别的同学绕操场已经滚了一圈,我才滚半圈。跟在我后面的同学自然急得要命,只有无奈地声明:铁环倒了算输,就不允许再滚了。我一口答应。

  滚铁环和骑自行车一样,骑快容易骑慢难。速度一慢,很容易倒下。好在我自小在玩的事情上面就有天分,从来没有倒过。同学也只能跟在后面不停地嘟哝,小心眼的同学有时候会有意干扰我一下,想让我的铁环倒下。

  一周两次的体育课显然无法满足我的铁环瘾,于是就有了自制铁环的强烈愿望,恰好我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我父亲在邮电局工作,还是局长,邮电局仓库里堆着成捆的架设电线用的铁丝,是制作铁环最好的材料。我向一位电线工叔叔说出自己的想法后,他竟然二话没说,就帮我做了一付铁环。

  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我公物私用,铁环一直没有敢放在家里,而是放在一个好同学那里。每天上学时从他家经过,取出铁环,一路兴高采烈地滚着铁环去上学。因为这是我们班第一付私人铁环,男同学们羡慕不已。

  不久,我家对面的一个叫王大锅子的同学抢了我的风头。他父亲是镇上搬运站拉板车的。那时没有汽车,全部是两个轮子的板车,用毛驴牵引。小镇上的物流运输,都靠这种板车。

  一天,王大锅子将家里一个旧轮毂的钢圈拿了出来做铁环,用一根细木棍贴着钢圈的凹槽,在大街上滚了起来。小镇的街道都是青石板铺就的,高低不平,钢圈在青石板上滚动时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,响彻了一条街。

  时间一长,小镇上各种铁环也渐渐多了起来,有的男孩子实在找不到铁丝、车轮毂钢圈之类的材料,就用柳条、篾条和塑料管等制作,最后,几乎全镇的男孩子都人手一付铁环。一到放学和上学的时候,街道上滚动的都是铁环。

  小镇的街道本来就只有2米左右宽,这么多孩子滚着铁环在街上奔跑,自然经常会生出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来。

  最大的事就是我干的。一次放学的时候,与一个同学比滚铁环速度,只顾埋头往前冲,没想到在小镇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处,一头撞上了一个拎着热水瓶的人,水瓶嘭的一下掉在地上,滚烫的开水与晶色的瓶胆玻璃洒了一地。幸好我俩都躲闪得快,谁也没有烫着。

  那个拎水瓶的人见我没事后,拾起我的铁环,抓住我的手,硬生生地将我扭送到邮电局的院子里见父亲。父亲当时愤怒但很好笑的样子至今仍然记得。听完那人的陈述,他铁青着脸,几乎是从那人手上抢过铁环,用足全身的力气,将铁环在空中甩了四五圈,然后一松手,铁环就沿切线方向,一下飞向空中,落到邮电局的房顶上去了。我当时看着铁环的飞向,惊诧于怎么就没有飞到远处的地面砸到人,而是安全准确地飞到了房顶上去了?

  儿童生活就是在类似滚铁环这样的游戏中找到无穷乐趣的,那段时间里,小镇上经常会传出张家阿姨晾晒衣服的铁丝线被剪了,王家大叔放在屋外的水桶桶箍不见了……谁干的,大人们都清楚,有的孩子还被当场抓过现形,被揪回去难逃父母一顿打。今天看来,这真的不应该怪罪于孩子,孩子们只是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铁环,渴望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。

  打 架

  小学和初中时期,我是镇上打架小有名气的孩子之一。镇上人称喜欢打架的孩子叫“大好佬”。

  如果将“大好佬”细分一下,有四种:一是“撩骚豆子”型的大好佬,打架不咋地,但喜欢挑衅;二是“来事(sī)”型的大好佬,打架技巧胜人一筹,胜多败少;三是“夯种”型的大好佬,打起架来“夯里夯气”的,“愣头巴几”的,什么架都敢打,出手比较狠,铜城话也叫“楞种”;四是“舍种”型的大好佬,就是打起架来不要命的。(这段如果不用铜城方言,感觉无法表达到位)。

  大多数孩子都属于前三种,“舍种”型的不是很多,但人人都怕,一般人不敢跟他们打,因为他会连命都不要,跟你干到底。

  我基本属于“来事”型的,偶尔会演变成“夯种”型的。

  铜城镇上有两所小学,一所是镇北头的铜一小,一所是镇南头的铜二小。铜二小因为地处向阳街,又叫“向阳小学”,是我的母校。两所小学教学规模和质量都差不多,在铜二小上学的孩子主要是东头和南头的,在铜一小上学的主要是北头和西头的孩子。

  镇上的风气大约如此:北头和西头的“野”一点,南头和东头的人“文”一点。我家住在山海镇,铜城的东头、南头、北头在山海镇形成交叉,从位置上看可以算是北头的,也可以算是南头的,介于文野之间。受此影响,我是亦文亦野。爱看书学习,也喜欢打架斗殴。说我是好孩子也行,说我是坏孩子也没有错。

  我和小伙伴李伟都在铜二小读书,我俩都是学校的大好佬, 但他打架不是我的对手,全班的男同学都怕他,唯独我不怕,因此他心里一直不服。有一天,他喊来了在铜一小上学的叶世剑,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

  叶世剑是李伟的表哥,是当时铜一小的大好佬。叶士剑没有把我放在眼里,小眼一斜,上来就抓我的膀子搂我的头,我只得迎战。但只纠缠了一会,我便使了一个腿拌子将他放倒。

  不打不成交,我俩从此成了好朋友,40多年过去了,我俩仍经常互通音信,从未改变。

  这一次打架,我完全是用技巧战胜了叶世剑。但与邱同学的一次打架,则是用“夯种”的精神战胜的。

  这事发生在上初二的时候。在学校的篮球场上,我哥与邱同学因抢球发生了冲突,两人打了起来。邱同学与我是同年级的,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参与。当看到我哥被人高马大的邱同学用胳膊紧紧夹住头,显得非常痛苦而又挣脱不掉时。我上去想帮助我哥解脱,没想被邱同学踢了几脚。这下惹怒了我,从地上捡起半截砖头,对着他的头就砸过去。如果不是他头偏了一下,估计他的头会开花的。他这一让,砖头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,整个耳朵轮被半截砖头擦破了皮,变成了血红血红的颜色。他这才松开了我哥,捂住耳朵,想冲着我来,但被其他人劝住,赶紧送到医院包扎去了。

  可能邱同学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夯里夯气的,也有人说因为他哥哥做了他的工作(他哥哥当时是铜城中学又红又专的学生),后来邱同学不但没有找我赔偿医药费,也没有找我报仇。

  其实,那几个星期里,上学时只要见到耳朵上包扎着沙布的邱同学,总有点担心,怕他会突然过来袭击我。

  还有一次与阿宽弟弟打架,比这后果更严重,差点要了人家的命。

  阿宽也是一个大好佬,和我是同班同学,我俩从未发生过冲突,但有一次我与他弟弟在小学操场上发生了争执。他弟弟虽然比我小两岁,但个头比我高,仗着他哥,并不惧我。操场的争执没有演变成打架,但我肚子里憋了一口气。

  当天晚上,我便伙同好友郑大成,准备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吃过晚饭,我和郑大成带着一根绳子,本是准备用来绑人的,但在东头的街上碰到阿宽弟弟时,他见我们是俩人,拔腿就往家跑。我俩追上去,一下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,用力一拉,将他拉倒在地,然后溜之大吉。

  晚上回家时,一进门就被我父亲掴了两耳光:“你差点把人家勒死了,你可知道?”我这才知道阿宽弟弟的事情。我父亲说,刚才他父母到我们家告状了,阿宽弟弟回家后呕吐不止,气喘不过来,被送到医院。他不仅赔礼道歉,还到医院去看望了。

  第二天一早到学校上早操课时,刚走到向阳小学大门口,就听到植校长正在操场上给全校同学训话,训话的内容正是昨天晚上我和郑大成用绳子勒阿宽弟弟的事。我一听,早操课也不上了,掉头就跑。

  植校长是女的,戴着一副眼镜,但不知道为什么,全校的学生都怕她。后来知道,阿宽父母那天晚上,除了到我家和郑大成家告状,还到植校长家告状了。

  躲过初一躲不过初二,我和郑大成还是写了检讨书,并被植校长责令在早操课上,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读检讨书。那是我人生做的第一次公开检讨。

  当然,无论什么年代,打架肯定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,在我回忆并记录这些事时,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个假设,如果今天的孩子和我小时候一样爱打架,闯下这么多祸,会不会被父母当成“问题少年”来对待?来严管?来矫正?

  很显然,我们那个时代的父母没有,他们不随便定义我们。不会因为学习好爱看书,就认定是好孩子,也不会因打架斗殴抽烟喝酒,就认定是坏孩子。

  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。我们就像父母撒下的一粒种子,有时间就浇浇水培培土,没时间就任它自然生长,从没有设计过要我们长成多高多大的树。因此我们想读书写字就读书写字,想玩耍就玩耍,想打架就打架。

  我们那一代人是在复杂的社会和环境中,自我净化和进化过来的一代,而不是被当作手心中的宝一样呵护过来的一代。

  买 书

  从小,我惹母亲生气最多的事,不是在外打架斗殴闯祸之类的事,而是总因为看书而耽误吃饭。

  每次母亲将热饭热菜端上桌后,都要叫上十几遍:“吃饭了”。叫到最后变成“耳朵聋啦!”再不听,就直接到房间里来提我的耳朵了。

  即便现在,她每次见到我儿子,都喜欢在他面前提这事:“你爸从小因为看书不吃饭,不知挨多少打。”

  尽管因看书耽误吃饭挨骂挨打,但她从来没有撕过我的书,这是我要感谢她一辈子的。

  我的少年时代,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过来,父母能让能孩子们吃饱穿暖已经不容易了,哪有余钱给孩子去买他们喜欢的书啊。

  父母虽然都在邮局工作,家庭经济条件算是好的,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,孩子比较多,父母仍需要通过省吃俭用,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生活。

  说一个小细节吧,如果饭桌有鱼有肉,肯定是要分碟的,将鱼和肉分四成碟,一人一份,各吃各的。这样做是防止我们互相争食。因为那个年代,一个月难得能尝一次大荤,偶尔开一次荤并不能保证我们解馋。不分食,势必会引桌子上的争食战。

  还有,在我记忆中,上初中前我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,那怕是应该穿新衣的春节。对此,我从未提过抗议和异议,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不成文的家规:“大穿新,二穿旧,三穿破衲布”。我是老三,穿旧衣服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  何况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爬上爬下的顽皮孩子,衣服坏的特别快,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都供不上我穿,只有补了又补。母亲如果实在没有时间或来不及给我补衣服,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用一块活血止疼膏给临时贴上,尽管贴得痕迹显而易见,但我照样走在大路上。由于穿得太脏太差,好多街坊邻居经常在我面前挑拨,说我是从面外捡回来的。

  小镇北头有一家缝纫店,规模比较大,有二三十台缝纫机,突突的缝纫机声音从早响到晚,一片繁忙景像。缝纫店除了做新衣,最大的业务是“改衣服”,将长的改成短的,大的改成小的,或两件凑一件的。我妈经常带我去,但不是带着新布做衣服,而是去改旧衣服。

  可以想像,在这样一种拮据的条件下,一个爱看书的孩子,想要每次都能满足买书的愿望,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

  我从来没有为要一件新衣服跟父母闹过别扭撒过气哭过鼻子,却经常为买一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,与他们软磨硬泡很多天,甚至大哭不止。在被我缠得没有办法时,他们照例会满足我的愿望的,不少自己想买的书就是这样到手的。

  虽然那时的小人书比较便宜,一本大多只要一两角钱,但这在当时也属于我们家除吃喝穿以外唯一的“高消费”了。有时候新华书店来了新的小人书,一时又跟父母要不到钱,我就赊账。

  我家住在邮电局大院,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方,这里不仅集中了镇上最多的商店和饭店,还集中了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单位,广播站、新华书店、文化馆都离我家只有30米的距离。

  每次上学或放学,我都必经新华书店门口,正常情况下,每天都要进出一两次,即便不买书,隔着玻璃柜台看看里面排列整齐的书籍,也能感觉到一种满足。

  当时的书店经理姓王,其实书店也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,他一旦到县城去进新书,书店就关门,我常常会为吃闭门羹感到失落。而如果有一两天我没去书店,王经理也会感到奇怪:“咦,小三子(我在家排行老三),怎么这两天没有看见你啊?”

  我和他已然达到彼此相当信任的程度了。所以书店里只要进了什么新的小人书,他都会主动帮我预留一本,如果我一时没有钱,他总是说:“没关系,先给你记着账。”。

  我不知道其他孩子是否也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,赊账确实解决了我一时没钱又想买书的困难。但赊账总是要还的,为此,小小年纪的我为筹钱还书款干过不少苦力活。

  我装过老糠。在铜城西头粮站的仓库里,我和其他孩子一起,一

  个个灰头鼠脸,动作迅速地将碾米后的糠秕,一揪一揪地装到一个大的白色口袋里,装满一袋可得1分钱。结果皮肤过敏,痒的浑身抓出血胞。

  我打过小工。放暑假时我跟着邮局架电线的工程队打小工,由于烈日的暴晒,浑身脱皮,但收入最为可观,一个暑假能挣一两元钱。

  我砸过砖头。用锤子将已不能砌墙用的砖头一块块砸碎,然后买给建筑队做打墙基用。

  我捡过废铁。这个在当时竞争非常激烈,因为全镇的孩子都在拾废铁买钱。记得一次在铜城西头的老铁工厂下,很多孩子都在挖废铁渣,为了地盘而大打出手。

  最经典的是我过扒鸡屎。那时没有化肥,菜农们种菜全要靠有机肥,因此街上“拾大粪”的人比较多。他们肩上挑着粪担,手里拿着一个粪勺子,在街上到处寻找和捡拾猪屎、驴屎、狗屎和鸡屎,以此买钱谋生。

  有一段时间,鸡屎不知什么原因成为动物粪便中最值钱的便种。因此,我就加入到扒鸡屎的行列。我们邮局大院里有三个鸡窝,一个是我家的,一个是潘家的,一个是陈家的。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将三个鸡窝的鸡粪掏一遍。几个星期下来,便积了一小堆,喊来那些专业“拾大粪”的人,随他们估个价就买了,一次能赚个一两角钱。

  为了买书,我还当过一段时间小偷。母亲一人负责铜城邮局营业部的业务,全镇的人买邮票、寄信、寄包裹、发电报都在她手上办理。有时候她有事要离开,我就会主动提出帮她照看一会儿柜台,真实目的是想去顺手偷个一分两分钱。

  虽然一分二分数额不大,但因为偷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,所以一直担心哪一天会被母亲发现。但奇怪的是,此事一直到我自觉金盆洗手时,并没有东窗事发。今春节回家,我还笑着问已86岁的老母亲,可知道我当时在她的营业部抽屉里偷过钱,她说,不知道啊。

  现在的孩子如果想读书,父母都可能会欣喜若狂地给他们买一大摞回来,再不需要像我这样靠耍赖要钱、拾鸡屎挣钱,甚至偷钱了。

  前不久,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无不得意地告诉我,他家孩子今年才上初二,喜欢看书,藏书已达到600多册了。这就是不同时代孩子的不同际遇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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