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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虚构|焦焕章:加入中国远征军的焦桐

时间:2019-09-08 17:52:47字数:21134【  】来源:手机原创 作者:圆圆 点击:0

  1951年,农历正月十六日上午,泉塘区的王区员到我家,戏谑地喊我、问我:“团长,你认得焦桐家吗?”

  那时,我15岁,是自然村的儿童团长,新民主义青年团员。刚解放不久的老家,农村团员不多。王区员在区里做青年团的工作,他经常下乡搞青少年活动,对我很熟悉,每次和我一见面,总喜欢打趣地喊我“团长”。

  此前,王区员还常要我到区里“帮忙”,做抄抄写写的事情。他还请区教导员王亨昌(后为徽州地委副书记),介绍我和焦谷生到县西河粮库,搞了两次公粮助征——老百姓向国家缴公粮(农业税)。过秤计量时,按计数“打非子(填写凭证)”。前来交公粮的农民,持我们出据的“非子”,到指定地方,结算自家的公粮帐。王区员对我的爱护,吸引着我对他很信任。当我回答“认得”后,王区员便要我领他到焦桐家,说“我们找他有一个事”。

  焦桐家住小焦村,我家住花园(焦)村,这两个村子,相距不到半华里。两个村落之间,隔有一座黄家山。这山,是黄氏家族的祖茔地。实际上,这座坟茔地,不是山,而是绵延而来的一片平缓岗丘,属大别山、祈雨山的余脉。可风水先生却说,这条从北向南走向的山岗,是兴旺黄氏家族的“龙脉”,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山下的那口“黄家山大塘”,是福趾黄家的“一面镜子”:“明镜照龙脉,后代出大官”。黄家山毗邻,是王氏家族、傅氏家族的祖茔,山下除有两个村庄外,便是环绕黄家山的肥沃冲田。一条清澈小溪,从山的东边冲田而过。小溪上,有一座青石条砌成的平面石桥,贯通着两岸。这座石桥,有三米来长,一米多宽。过了桥,便是小焦村,也有人叫“三分焦村”。600多年前的洪武年间,前来开基立村的小焦村一世祖——清三公昌龄先祖,称此村为“三分石塘口”。家谱中作过这样的记载。为什么叫“三分”?可能寓意昌龄公“排行老三”祖序有关。

  焦桐家的住房,是他先祖建于清代的普通徽式民居,祖父在民国初期有增建,这是村里与时最古老的建筑,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,三进,门楼内有庭院。门楼前不远处,有一个较大的池塘。池塘东南边的塘沿上,有一口古井,井水甘甜,可口宜人,村人多视此井为“长寿井”,历来均有保护。池塘的外侧,全是冲田。稍远,冲田上方,是遍布松树和植被的丘陵。数不尽绿色的缓坡间,有一条长满蕨类植物的羊肠小道,蜿蜒东去,直抵梅家楼,通达襄安。在这条沿山的大岔路口处,住有稀落人家。他们的住宅,墙体是用山石和山泥垒砌而成,房顶均用茅草“拍成”。在这条小道上,叠加着种地的、放牛的、砍柴的、打猎的、采药人的深深浅浅的足印。

  1936年,时年22岁的焦桐,就是从这条坷坎不平的羊肠小道,开始长途跋涉,不远千里,奔赴炮火连天的云南前线,追随戴安澜,去抗日,去革命。

  奉父亲之命,当儿子动身前往云南的那天清晨,焦桐的妈妈,倚门相望,欲言又止。她知道:儿子并非去做官,这是生离,也可能是死别。

  一进焦桐家,见他一家三代人,全聚在堂屋里,个个兴高彩烈,嘻嘻哈哈,有说边笑,在看不满周岁的幼儿(后起名焦照群),一走一歪地,蹒跚地学走步的兴奋点。一家人见我们去了,都纷纷让座,焦桐连声说“请坐”,“请坐”,并要家人倒茶,拿五香鸡蛋招待。在过年时,久远的焦氏文化传统,留有这样的风俗习惯,若是正月里来了客人,家家都会拿出五香鸡蛋(又称香蛋),热忱招待,以示礼节,习俗叫吃茶:过新年,得元宝。焦桐自已则拿出小刀牌香烟,热情给来人递上。王区员不拿香蛋吃,也不接香烟,而冷竣地问焦桐:“昨天晚上,你为什么到‘宋家大圩埂’剪断电话线?搞破坏活动!”

  “宋家大圩埂”,在泉塘街西一里外,是当时县区电话线在本地唯一通过的地方。传说,这条出名的大圩埂,和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侄女黄姑,进军庐江,建扎黄姑寨,筑堤挖河,防治水患有关。解放初期,这条当地闻名、古老的宋家大圩埂,已是本县西陲通向邻县、邻省的一条阳关大道。

  焦桐听到王区员的话,大吃一惊,脸上立然浮现出错愕表情,当即回话:“昨晚,村上一些人来我家串门,说闲话,聊天,我没出门……”不等焦桐说完话,王区员便对和他一道来的县公安局两个人说:“把他带走!你在搞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!你被逮捕了!”

  “自从被解放军俘虏,持释放证回家以来,我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行。你们说我搞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,逮捕我,要有证据。昨晚,我没有出门……”在被推推搡搡走出大门时,焦桐放声地诉说着。

  焦桐作出如此强烈申辩,说明在解放初期,他对我们党和国家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,相当了解。

  我曾问过王区员,“昨晚焦桐没出门,为什么说他到宋家大圩埂剪断电话线,搞破坏?”王区员笑作回答,“上级要逮捕他,总要说个理由”。

  50多年前镇反时,王区员代表着国家意志,让我带他们,以“莫须有”的事实,逮捕了打了八年的小日本和打了两年多内战的焦桐。这件事,留给我深刻的记忆,抹不去,说不清。因为老家人不说焦桐是历史反革命,而说他是一个抗日英雄。逮捕焦桐这件事,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。

  事发当天,为这事,我受到在“土改”时,当过村分田组成员的父亲一顿训斥:“你带人去捉(逮捕)焦桐做什么?!让万日华、焦万松他们去捉。焦桐不是反革命,他是跟随戴安澜到外国去打‘鬼子’的英雄。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,是兄弟俩打架……”。

  那时,贫农出身的万日华,是自然村的农会主席。打长工出身的焦万松,是自然村的民兵大队长。

  以后,父亲对我说:有人告诉他,说捉焦桐那时,王区员先要焦万松和万日华带着去捉,可他们不情愿,说焦桐跟戴安澜打‘鬼子’有功,回家后,又没有做坏事,捉他干什么?捉他,见面难为情,惹人怨恨,得罪人。但他们又认为,县里要捉他,不捉又不行,就让你儿子带着去捉,说小孩子没什么要紧。我父亲听到这些话,很生气,又倚仗自已是长辈,便找到他们两个人一吵:“你们混帐,自已不伸头,叫我儿子干得罪人的事。你们做事不要小九九……”

  焦桐家,有祖传上好稻田40余亩,由在家务农的二伯和侄儿,并请了两个长工打理,家境在本村较好。他从小读私塾,聪慧异常,后考上省立无为中学,21岁高中毕业那年,正值国难当头,抗日战争爆发,社会动荡不安,心仪已久报考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梦,遂成泡影,便遵从父命,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的云南,投奔戴安澜,“去打鬼子,不当亡国奴”。

  焦桐的姐姐,和戴端甫(国民革命军中将)、戴安澜(少将旅长)有姻亲。

  在前往云南的途中,行程艰险,一路上都有轰炸。日军的飞机,见有逃难的人群,便飞得很低,不是用机枪扫射,就是丢炸弹。争先恐后的难民,惊恐万状,死伤无数。当焦桐和戴恒震(焦桐姐姐的儿子)、戴延成等,寻找到炮火连天的前线,戴安澜一见从老家,奔他而来的三个热血青年,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,在热情接待他们的同时,说部队急需通讯人才,建议他们到黄浦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,学成后,再来打日本。从那以后,焦桐跟国民革命军无线通讯结下不解之缘。

  焦桐进入黄浦军校长沙分校,接受了系统的正规军事教育训练。1939年军校毕业,当他到第200师从事电台军务时,正值11月昆仑关大战取得重大胜利之际。此时,戴安澜已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少将师长。随即太平洋战争爆发, 1942年初,中国组建了中国远征军,焦桐即随先头部队进入缅境,参加同古保卫战、棠吉攻坚战……

  抗战胜利后,于1946年春天,焦桐获准回乡探亲。这时的焦桐,亲历了远征军的艰苦,享受打败日军的喜悦,成为第五军的军事技术骨干,在部队受到重视,精神上自然意气风发。

  行至芜湖时,就乘坐长江中的小客轮,到刘家渡上岸,便在商店,买了两个新稻箩和一条扁担,请挑夫挑着带回家的东西。在所带的物品中,最让乡亲好奇的是两样“怪东西”,一是“会说鬼话”的收音机,二是和树皮样的大半稻箩海带。

  当时,在老家堪称稀罕的收音机,是他带给心爱的七岁女儿焦照娣的礼物。

  海带,是特意给因缺碘患上重症甲状腺肿瘤的大嫂“二妈妈”买的。旧时,老家人因缺碘,患这种病的人较多。那时,在家乡商店,没有这种含有丰富碘的海带卖。

  在抗日军人最受尊崇的那个年代,名响乡里的焦桐一到家,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,立即飞遍家乡。众多亲朋好友,都纷纷前来看望这位抗日胜利回来的英雄。“那些天,我家村子里,像做喜事一样,家家户户,来客不断,喜气洋洋,放爆竹声音不断。原住在我家,相互都留下美好印象的几个新四军官兵,也热诚登门造访。”他的女儿、高级工程师焦照娣回忆她的奶奶,常常这样津津乐道。

  不几天,焦桐在家中四合院的天井里,竖架起一根天线,当村人听到从收音机中播出的悦耳歌声和新闻时,好喜欢,又好惊诧。一位私塾老先生说,本地“古来无‘鬼话’”啊!

  20世纪40年代,焦桐带回这台收音机,着实让全村人大开了眼界。当第一次看见这个宝贝玩艺,无不异口同声:“真是奇闻,奇事”!有的人还猜测和发出疑问:这是不是《封神榜》中说的“顺风耳?”那望远镜,是不是“千里眼?”

  时为国民政府无为县参议员、族叔焦鲁臣,族长焦树堂,邀集本区、本乡、本保的区长、乡长、保长:王亚亭、王礼彬、焦云亭,还有新四军金牌乡农民抗日理事长、族叔焦中志,泉塘街商会会长焦友兰和地方名士陈少平、赵俊亭、焦沛苗、焦山青等一行,带着众人用礼箱抬着一个“猪后坐”和其他一些礼品,敲着锣鼓家伙,放銃,放爆竹,登门慰问从远征军中回来的抗日英雄。焦鲁臣高兴地祝酒说:焦桐贤侄,追随戴安澜将军抗日有大功,你是焦族的精英,你是我们焦家祖宗的荣耀!

  这次焦桐在回部队前,还做了两件事,一是把家搬到芜湖,他向族长说明所以要搬家的原因:“我想转换一个方向,离开军途”,现在日本投降了,国共两党可能要打内战,他和前辈戴端甫将军一样厌恶“内战”,他将向“长官”要求“解甲归田”——到芜湖办一个无线电厂,以实现早年兴办实业的梦想。二是尊重了族长的推荐,为了提升焦族在地方上影响力,向部队“长官”引荐两个心仪从军的同宗知识分子:焦涤非和焦瑞雨。

  淮海战役,作为高级技术军人,时任国民党第五军电台台长的焦桐,是他参加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,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。在这次战役中,他随杜聿明等“国军”高级将领,在河南永城县同时被解放军俘虏后,受到“优待俘虏,不杀不辱,不搜腰包”政策的“解放教育”,解放军首长要留他在部队工作,而他却固执地要求回家,希冀“过安稳日子”。阅人无数的焦桐,大概做梦也没想到,以此为开始,不到一年,他的命运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此后的生活轨迹,一点点被勾勒出来,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,被语伪“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”,而遭逮捕。

  焦桐持释放证回家后,守望着能过上平安生活,便在到家的第二天夜晚,他让家人,把他在1946年携带回家的收音机,甩到离家稍远的山洼童村的塘中,家人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要甩掉他们酷爱的收音机,并且不准甩在自家门前的大池塘里?

  1958年,在安徽省实现“河网化”的“大跃进”中,家乡的人民公社社员“战天斗地”,除参加挖筑“象山水库”外,还在村子附近,挖深和扩大了两口蓄水大塘:朱家大塘和山洼童家大塘,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在朱家大塘中深淤泥内,挖出了一杆“大盖子枪”,外有一颗手榴弹;在童家大塘中,除了清理出好多鱼虾老鳖和黄鳝、泥鳅外,还在淤泥的表层,清出一个“还不算太锈”的收音机。挖塘挖出了一杆枪和一台收音机等东西,引发起好多社员的议论。

  几个长者回忆得“有鼻子有眼”:这枪和手榴弹,“准是‘广西佬’和新四军独立团,在祈雨山打的那场仗有关”。“那次独立团吃了大亏”。

  收音机,是怎么回事?有人认出,那是焦桐家用了多年的收音机。可社员们议论来,议论去,却始终议论不出名堂:“为什么他家把这么稀罕的收音机甩到塘里?真是怪事一桩”?这就像一味故事,依然没有结局,而成为老家人的一个悬念,一个问号。

  1962年7月,我受学校派遣,出差到普济圩劳改农场,把在那里“劳动教养”的“劳教犯”——原是我校(现为安徽财经大学)63届学生樊立生,接回学校继续读书。

  1951年,以现行反革命罪而遭逮捕的焦桐,被判刑三年后遣送到普济圩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我这次办差来到这个农场,见到10年前被捕的焦桐,这时,他已不是“劳改犯”,而是管理这个农场电话总机的国家干部。因为在劳改期间,焦桐接受改造,十分“虔诚”,改造表现出色,加上“技术过硬”,处人谦和,很受人乐道。因此,农场把他作为劳动改造好的典型,树为榜样,提前“摘帽”,在全场广泛宣传,并录用为农场干部,定行政22级,在总场分配了住房,配备家具,同时,把在“土改”时划为“地主分子”的妻子王子英和79岁的老母,以及他的10岁儿子,全部从无为小焦村,迁到农场总场,让全家五口成为城镇人,由农业人口转为城镇户口,“吃商品粮”。这是时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的焦照娣,告诉我的。

  我对焦桐亲历的一些了解,是在这次公差中,他约我到他家晚膳后的闲聊。这位儒雅的远房堂兄,言语不多,和我不疾不徐地叙说着他的一些往事,难以忘怀。

  他告诉我,他很感谢农场党委“把我家老少三代人安顿在一起”,“能让我朝夕孝敬老母,给我一个团园的家,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”。他还高兴地对我说,领导还“让我協助筹建、负责电话总机房工作;总机房,是农场的一个要害部门”,“还让我到白湖农场,帮助解决那个场的总机房中的技术难题,这说明领导很信任我”。

  “我是在两次战争中的幸存者”,他感慨地和我说着当年亲历远征军的一些往事,前所未闻。

  第一次,“我随戴安澜远征缅甸时,第200师约有一万人,回国时,大概只剩4000来人,伤亡很大、很惨”。在奉命北撤时,途中遭到日军的埋伏,那一次,第200师伤亡极大,日寇机枪子弹击中将军的胸部和腹部,血流如注,因无医药,伤口发炎溃烂,行至缅北的茅邦村殉国。“当时,我的精神近乎崩溃”。

  “那一次,是夜战,战斗十分惨烈,我差点把命丢了”。

  第二次,“是在淮海战役,我们军部电台,被解放军炮火击中,好几个操作人员,当即毙命,可我又是一个幸存者”。被俘后,解放军要留他工作,因他亲历战争的残酷,所以不愿留下,而固执地要求回家,过平顺生活,“我的这个选择,错了”。他还说,在抗日胜利后,内战在即,“我曾要求回家办实业,可提携我的杜聿明、徐庭瑶均挽留我,不让我回家,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和戴端甫、戴安澜素有深交的缘故。在打日本时,我的家属和他们的家属,曾一度同住在云南山中的一个庙里”。

  在这次交谈中,我曾有意问他,你家用了多年的收音机,为什么把它甩到塘里去了?他一笑说:那收音机,原本是一台精巧的军用小型收发报机,携带方便,“美国货(USA)”。家里人当时不明究竟,我那时想得多了一些,“那个东西,稍加调理,便可‘发报’,为了避嫌和我个人安全,我不让弟弟甩在家门口池塘里,而让他甩到离家稍远的童家大塘里去了”。

  看得出,此时的焦桐,精神不错,心情是舒展的。

  然而,世事多变,浮尘起落。在普济圩劳改农场把他树为榜样,录用成为国家干部,全家受到党和政府好的政策安置后,焦桐误以为熬到了头。可到1964年农场搞起了“四清”运动,谁会想到在1965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,却给他带来了灭顶的灾难,铺天盖地降到了他的头上,焦桐自尽了。“农场不再信用我的父亲,在把他调出电话总机房的同时,家被抄,把被抄去的祖传一小袋元宝,金砖,金手镯等财物,当作罪证。还强迫我父亲退出住在总场的职工宿舍,把家搬到龙王嘴山上的仓库里去住。那仓库在山坡上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实际上是对我父亲,一种隔离或监视。仓库里没有电灯,没有自来水。吃水要到几里路的山下去挑,家里又没有水缸盛水。当天,他和场里干部吵了一顿。大概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,压力太大太重,精神受到极大摧残,于当天深夜自缢身亡。”焦照娣耿耿于怀地回忆着父亲的生命,就是这样毁灭的。

  那一年,焦桐53岁。

  一夜之间,与“顶梁柱”的父亲阴阳两隔,“我们全家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好多时日,每当入夜,我和妈妈以及十五岁的弟弟,相拥啜泣,悲痛欲绝”。2015年6月,时为76岁的焦照娣,在深圳宅第忆及到此事,言词中仍充满悲怆。

  事后,组织宣布:焦桐是“畏罪自杀”,“自绝于人民”,并且罗列他“反革命罪行”,把被抄家的财物当成罪证。

  一向不怎么袒露心声,已是晚年的焦照娣道出了自已的想法:“从我父亲1936年追随戴安澜打鬼子时算起,到他1965年去世这29年间,其中:参加抗日战争8年,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;参加内战两年多,是他人生的拐点;服刑约3年间,因表现突出,被提前‘摘帽’,树为榜样,并录用为国家干部,在普济圩农场工作15年。怎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,就‘畏罪自杀’,‘自绝于人民’?在淮海战役被俘虏时,他为什么不‘畏罪自杀’?在镇反时被语伪遭逮捕,受了明显冤屈,他为什么不‘畏罪自杀’”?语气中含着困惑和不平。她表示,他和他弟弟有责任为父亲讨个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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