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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的伤疤

时间:2019-05-14 23:35:10字数:20369【  】来源:原创 作者:念1031 点击:0

  冬日午后,我凝视着李鸿章的一张黑白照片,许久许久。

  这幅照片,悬挂在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的展厅里。我看见,他左眼下那个清晰的伤疤,像一颗永远抹不去的泪滴,悬挂在那里。

  即使再高明的史学家抑或文学家,都很难对李鸿章风云跌宕的一生一言以蔽之。倒是他自己简括了人生历程:“少年科第,壮年戎马,中年封疆,晚年洋务……”然而,这好像算不上评价,只是划分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吧。

  在李鸿章的生前死后,人们议论纷纷,难以定论,褒贬不一,毁誉参半。如何看待李鸿章?安徽作家裴章传在《大清重臣李鸿章》一书的前言中说:“溢美是不该的,而因义愤甚至是偏见任意贬损这位晚清重臣,也不是科学的态度。”

  冷静地看一下李鸿章,我认为,他首先是一个发愤读书、求取功名、怀揣报国理想的普通书生。如果没有发愤读书,便没有功名仕途,更没有中国近代史上成功、专权、辉煌的李鸿章。

  李家世代务农。至李鸿章高祖父李士俊始,方“有田二顷”。李鸿章祖父李殿华不满足于现状,曾两次参加乡试,均以失败告终。遂把追求功名的希望寄托到儿孙们身上。天不负人,1838年,李殿华儿子李文安37岁喜中进士(与曾国藩进士“同年”);1847年,李文安儿子李鸿章24岁即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,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;李鸿章长兄李瀚章也于1849年28岁拔贡,后朝考一等,被授同进士出身。如此,在短短的十年间,李家“一门三进士”,此等殊荣,实属罕见。

  李鸿章的启蒙老师,是他的亲生父亲——一个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李文安。这使他从小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,寄托于科举功名,并梦想有朝一日挤进统治阶级行列。由于李鸿章天资聪颖,勤奋钻研,加之后来多位良师督导,终于脱颖而出,实现了“少年科第”的目标。李鸿章在《入都》组诗中写道:“读书但愿登科第,得不为荣失便羞。”表达了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,包含了极其明确的功利性。当然,这是那样的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共同奋斗目标和人生追求,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“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”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然。

  “少年科第”是李鸿章步入仕途的起点。他先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庶吉士散馆后,以优异成绩改授翰林院编修。翰林院编修属七品,官虽不大,却是天子的文学侍从,所以地位比较重要。自此,李鸿章真正挤入政坛,并有机会逐步由一介儒生演化为儒臣、忠臣、权臣、重臣、罪臣、孤臣……

  如果不是在动荡不安、飘摇不定的晚清,李鸿章或许一辈子只做一个稳稳当当的文吏,编修史志,伏案著述,或许会成为家乡桐城派的代表人物,著作等身,青史留名。可是,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震荡,彻底改变了这位书生的命运。他投笔从戎,演绎出一种别样的人生。

  1851年1月,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,矛头直指日趋衰败的清政府。当时,满族达官贵人和绿营兵腐败不堪,根本无力抵抗义军。在这种情况下,清廷只得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,动员他们“结寨团练”、“搜查土匪”,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。李鸿章做梦也没想到,他会被派往安徽老家,参与督办团练。从此,他便站在了反对、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最前沿。

  然而,李鸿章手无兵权,又无实战经验,加之同僚排挤,其才能难以施展,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,一时消沉下来。直到1859年,曾国藩调其入湘军幕府后,他才走出了政治生涯的低谷,在军政界的影响逐步扩大,翻开了他宦海生涯的崭新一页。

  李鸿章思想深邃,文采飞扬,在湘军幕府中既当谋士又掌管文案,深为同僚钦慕。此间,流传一个有趣的文坛轶事: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,几经失败,垂头丧气,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湘军“屡战屡败”,本想为自己开脱罪责。他写好后交给李鸿章看,李鸿章大胆地将“屡战屡败”改为“屡败屡战”,词序一颠倒,境界全然不同。朝廷非但没有责怪曾国藩,反而大加赞赏他“不服输、败不馁”的英勇气。

  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十分器重,经常找他谈论文事、政事、军事、时事,精心培养、教导李鸿章的为人、为文、处世、做官;同时严加管理,改掉了李鸿章骄傲自满、好睡懒觉等不良习气。为此,曾国藩与李鸿章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。李鸿章虚心好学,积极上进,谨慎处事,察言观色,环顾左右,晓悟权术,功绩卓著,逐渐地成长、成熟起来。

  1862年3月,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,淮军正式建立。从此,李鸿章拥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,为李鸿章后来独掌兵权和政治生涯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。这年,李鸿章被清廷授予江苏巡抚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大员。

  次年,刚组建不久的淮军,被调往上海对抗强大的太平军。李鸿章以其高超的军政才能,扩充军备,澄清吏治,并加强与外国合作,控制洋枪队为己所用,迅速稳定了上海及其周边的形势,严重挫伤了太平军和捻军。

  1865年,淮军发展到6万多人。由于采用了现代化装备,战力大为提升。这时的淮军,已经取代清政府的八旗、绿营军,成为真正的国防军。淮军的将领、幕僚,如盛怀宣、吴汝纶、袁世凯、唐绍仪、丁汝昌、刘步蟾、邓世昌等,也逐渐向政界发展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,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清王朝的国内外形势,左右着清王朝的政治走向。这年,李鸿章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。1867至1868年,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、协办大学士,加太子太保衔。

  李鸿章是聪明的。他的聪明,在于透视出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己“既倚重又压制”的矛盾心态。在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、自己的势力威胁到朝廷时,他没有沾沾自喜,而是为避清廷疑心,主动上书要求裁军,因此换来了清廷的信任,也保全了自身。

  实际上,李鸿章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淮军的控制和加强。据史料记载,到中法战争期间,淮军分防的区域已遍及直隶、鲁、鄂、粤、桂、闽、浙、苏、晋、奉、台湾和朝鲜等地,足见其势力范围之广。他还大力荐举亲信出任封疆大吏,如荐举张树声、刘秉璋、潘鼎新、刘铭传等人为督抚,荐举钱玉兴、周盛传、周盛波、黄桂兰、郭松林、李安堂、李长荣、聂士成、潘万才、唐仁廉、唐定奎、丁汝昌、吴长庆、吴凤柱、杨歧珍、杨鼎勋、叶志超等17人为各省提督,权势之大,影响朝局。

  李鸿章广揽人才,轻视门第出身,却重视以同乡、同事、师生、亲族等封建关系,作为维系淮军的纽带。

  1870年,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和淮系集团这一后盾的支撑,当上了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成为清廷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重大问题决策的核心人物,权倾朝野,唯我独尊。在这个位子上,他一坐就是25年。其间,李鸿章还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,并授予三根花翎。在晚清时期,李鸿章是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一个汉人。此时的李鸿章,已成为晚清时期排名第一、实权也是第一的军政重臣了。

  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,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。他利用权势,建立和发展了以沪、宁、津三地为主要基地的一批军事工业,制造枪炮及子弹等,促进军队装备的产品换代,值得称道,精神可嘉。

  李鸿章首倡、兴办民用企业,建立了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、上海织布局等。他还第一次把电报引入中国。面对思想僵化的当朝大臣们,李鸿章倡导建设铁路的过程异常艰难。他主张建设的唐胥铁路,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,全长仅11公里。当时,遭到很多人的极力反对。顽固守旧派甚至上奏折列出百条反对意见,说建设铁路会破坏风水,会震动几百里以外的皇陵等。火车在第一次试运行时,被迫用马来拉。由此推知,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阻力之大、难度之大。

  史料还记载,李鸿章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15个第一,如第一次官费派留学生,成立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,组建第一支远洋海军,制作第一面近代中国国旗等。

  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,但是李鸿章在顽固的旧文化背景下,毅然决然地借鉴西方的治国之策,寻求变法、改制,以求自立、自强,推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,客观上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  在李鸿章一生中,争议最大的是他的外交生涯。早在1874年,他就意识到清朝面临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果断提出“外须和戎,内须变法”的主张,以增强国家实力,提高国际地位。但是,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,最后“和戎”和“变法”都归于失败。他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的《中英烟台条约》《中法新约》《马关条约》等,使中国的权力一步步丧失,直至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。因此,人们认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,也是情理之中。

  依我推测,李鸿章作为一个知书达理、头脑清醒的人,绝不情愿在任何不平等条约上签名,因为谁都不想遗臭万年。在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,他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,并因此流血,差点送了老命。1895年中日战争后,李鸿章受命到日本马关,在春帆楼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谈判。李鸿章抱着“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”的原则,据理拒绝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。3月24日,对于李鸿章来说,是一个黑色的日子。这天,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三轮谈判结束、坐马车返回住所途中,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持枪击中左颊骨,顿时血流如注,昏厥了过去。事件发生后,日本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。日本为防止其他列强介入而陷入被动境地,遂主动宣布停战,把原来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白银减少到两万万两。由此,民间流传“挨了一子弹,少了一万万”之说。李鸿章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而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,在全国上下一片怒骂声中,李鸿章失掉了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的宝座。

  1896年5月,李鸿章受命赴俄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,顺道访问了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,行程两万余里,历时二百多天,使李鸿章增长了见识,特别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优势。李鸿章的出访,表面上受到很大礼遇,甚至被说成“东方俾斯麦”。不过,在我看来,那一切都是虚妄的风光,辛酸的派场。它挽回不了清朝日暮西山的宿命,却更加快了晚清政府的灭亡。

  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想与俄修好,以遏制其他国家,却弄巧成拙,引狼入室,自食其果。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《中俄密约》,使东北地区的铁路修建权落入俄国人手里。这时的李鸿章以及清政府才醒悟,对待一切侵略者,心存任何幻想都是幼稚可笑的。

  此后的几年,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一共签订了30多不平等条约。1900年,李鸿章又被任命为全权大臣,签订了一个给中国人民戴上沉重枷锁的不平等条约《辛丑条约》,规定中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,分三十九年还清,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……从此,清政府名存实亡,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。

  不久,清朝所信赖的沙皇政府,逼迫病床上的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借款条约《道胜银行协定》,李鸿章悲愤交加,口吐鲜血,卧床不起,于1901年11月7日含恨而逝,终年78岁。

  史载,李鸿章临死时,“双目犹炯炯不瞑”。弥留之际,李鸿章老泪纵横,留有一诗:“劳劳车马未离鞍,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,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,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氛犹未息,请君莫作等闲看。”生命到了尽头,这位“孤臣”为什么要流泪,又为什么要说“死难”呢?或许,他临死才悟出,自己的死,远非死得其所。值得警醒的是,国际风云变幻莫测,每一个中国人,都不可等闲视之,只有全民动员,众志成城,反对侵略,振兴中华,才不至于做亡国奴。

  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:弱国无外交;落后就要挨打。在李鸿章的后半生中,他一直致力于为国内变法争取和平的外交环境,但是,外国列强不会给清朝“韬光养晦”的机会。因此,他的许多美好的设想,在“强权即是公理”的国际背景下,只能是美好的愿望。对此,不只是李鸿章一人死不瞑目。

  回过头来,我还想补充一句:李鸿章应算是清王朝的一大忠臣。

  前文说,李鸿章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。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,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,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。在他心中,忠君观念根深蒂固,自己与清廷互相依存,荣辱与共。他认为,君臣之位不能僭越,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。

  他镇压太平天国、捻军起义,多次指挥对外国军队作战,倡导洋务新政,推行“和戎”外交等,无不是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清廷大厦。陈胜、吴广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质疑在李鸿章心中不会存在,而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正是他的人生理想。曾国藩曾说他一直“拼命做官”,似有贬义。但从李鸿章的追求仕途过程来看,他做官的出发点,意在争权夺势与扶危定倾。李鸿章比洪秀全、袁世凯、段祺瑞之流,拥有绝对的能力和实力,对清王朝取而代之易如反掌。但是,他没有那样做。李鸿章看出了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,却仍然忠心耿耿地“服侍皇室,决不另有他途”。在封建统治者看来,李鸿章无疑是一个忠君,因此他死后被清廷谥为“文忠”。

  李鸿章曾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“破屋”,把自己比作“裱糊匠”,宣称“裱糊匠”只会修葺而不能彻底改造“破屋”。他十分清楚,“破屋”终究经不起风雨交加的摧残,谁也无力回天。但是,他自始至终在做这个“裱糊匠”,仍试图力挽狂澜,救于无救,其心可鉴,其行可哀。

  也许有人说,李鸿章是委屈的,成了替罪羊。但是,用历史的眼光看,李鸿章是投降主义的决策者之一,又是主要执行者,所以,他是决不能逃脱卖国罪责的。

  说到李鸿章的腐败,可由当时的一副对联得知:“宰相合肥天下瘦,司农常熟世间荒”。这里的“宰相合肥”和“司农常熟”分别指李鸿章和翁同龢。此联一并讽刺清朝的两位权臣。1872年,李鸿章50寿辰时,他在保定接受属员、亲友等“谒贺迎寿”并筑台演戏,大摆宴席,铺张浪费,极尽奢华。美国学者福索姆将他在李经迈的儿子李国超处看到的一份《合同》收入其专著中,这份《合同》共有十一条,现摘录如下:“(一)庄田12块、坟田1块、堰堤1道、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、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,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。由经方经管……(五)李鸿章在合肥县、巢县、六安州、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、巢县、柘皋村、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,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。上述田产、房产永不分割、抵押或出售,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,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。由国杰经管……(八)上海一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地产出售,其中两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,其余两万五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,该幢房屋应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,归三人共同拥有、共同管理……”由此可见其豪富之一斑。同时看出,李鸿章及其家人,其实是一个贪婪敛财的家族集团。

  李鸿章有其残暴的一面。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太仓、无锡后,在李鸿章纵容下,杀死太平军和无辜民众10万余众,既是阶级报复,也是掠夺财富。其手段之凶残,令人惨不忍睹。

  李鸿章生活上风流倜傥。其原配夫人周氏,生有镜蓉、琼芝两女;因无子,其弟昭庆便把经方过继给他。后纳赵氏(名莲儿)为继室,比李鸿章小15岁,生有三男(经述、经远、经迈)一女(菊耦)。李鸿章老来娶少妾(侧室)莫氏,比自己小31岁,并生有一子经进,不幸经进14岁夭折。

  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?有人说他忠于皇室,宏图远大,深谋远虑,坚韧执着,博览群书,精明强干……说他是一个时代的推动者;也有人说他老奸巨猾,孤芳自赏,委曲求全,孤独脆弱,凶残贪婪,浅薄无知……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绊脚石。这,正是复杂、多面的李鸿章。

  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中写道:“李鸿章忠臣也,儒臣也,兵家也,政治家也。”这是梁启超的观点。而我认为李鸿章充其量是一个政客,或说是一个“技术官员”。他精通官场的游戏规则、权术的明争暗斗、人情的把握和掌控,左右逢源,游刃有余。他也不是一个外交家,只算是一个怀有爱国意识、与列强讨价还价的“买卖人”。

  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开篇中写道:“吾敬李鸿章之才,吾惜李鸿章之识,吾悲李鸿章之遇。”这个评价接近客观、中肯。由于李鸿章“不识国民之原理,不通世界之大势,不知政治之本原”,“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”,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”等,这才导致李鸿章的短视。这种短视,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后果,也是闭关锁国带来的尴尬。如有慨叹,只叹李鸿章生不逢时了。

  毛泽东主席打比方说,李鸿章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是“水浅而舟大也”,其意不在责怪谁,却真实地道出了为人臣的无能为力。对于李鸿章来说,足够宽容了。

  实际上,李鸿章的悲剧,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,而是落后、软弱、衰落、腐败的晚清的悲剧,是整个国家、时代、民族的悲剧。李鸿章的失败,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失败,而是国民性的失败,是旧文化、旧观念、旧体制的失败。

  再次凝视李鸿章那幅带有伤疤的照片,我突然觉得,那是旧中国留下的一块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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